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回首我们党诞生以来彪炳史册的英雄业绩和举世瞩目的光辉历程，我心潮跌宕，激情滚滚。
我是在厦门出生的，5岁没了母亲，8岁时祖母和父亲相继贫病交加去世。父亲死的时候，几个邻居把他的尸体从床上抬到地面，又求木匠将那副我和父亲睡觉的床板勉强改成棺材，并靠他们的帮助，卖掉了所有的家具，才请人把他抬到山上去埋葬。从山上回来，那个房东老太太早站在门口等我，她一看见我，就尖声地说：“这房子租给别人了，你搬出去！”我举目无亲，这间土坯屋里，一无所有，我眼前一切都改变了。从这天起，我无家可归，颠沛流离，天天走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由风吹雨打，不知要飘零到哪里，何处是我流浪的栖息地。我右肩挂着装破烂的旧麻袋，左手提个装烟蒂的小铁罐，从早到晚，寻找着行人丢下的烟蒂，翻弄着垃圾堆里的弃瓶、破罐、旧布、废纸。我靠这些捡来的东西，换几碗糊口的稀粥。
白天整天东捡西翻，还容易混得过去。到了夜里，找个背风遮雨的屋檐下躺下，还得时刻提防突然踩来的皮鞋。那时的厦门已经沦陷，有个恐怖的消息早已在我们这些流浪童当中传开，说日本兵要把我们这些孩子捉去，我们无不栗栗危惧，终日忐忑不安，一见到那些荷枪的日本兵，就远远地溜进小巷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望着那阑阑珊珊的街灯，呜咽在马路旁，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像人家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去，放了学有个家安身。在活命无着的情况下，幸亏一位好心人的帮助，让我到电影院去给老板敲锣喊广告。我走在前头，背后跟着4个和我一般大小的孩童，肩扛着四块比他们个子还要高的木牌，上写着电影片名。每天一大早我就敲着锣在大街上高声吆喊：“众大家啊，今天中山路中华电影院要开演《方世玉打擂台》，着名演员主演，惊险出奇，不可不看。”喊哑了嗓子，再回到电影院，擦玻璃窗，抹座椅，扫地板，一天到晚没个闲的时候，得来的工钱还是只能买到几碗稀粥。但是，我被允许在影院散场后的座椅上过夜，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这样的生活熬到了日本投降，矮个子的日本兵走了，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劫收大员来了，电影院换了主人，生活的风浪又把我卷回到街头。这抗战胜利后的厦门，究竟是谁人的乐园？街道两旁又多了几家酒楼和舞厅，那通宵达旦灯红酒绿的窗户里，是洋老爷、达官显贵和蛇样的女人在旋转，是美钞在旋转，罪恶在旋转。而我依然没有个家，没有亲人，衣食无着，四处漂泊，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听着那街上游民和伙伴们的哭声，听着那儿子被抓去当兵的母亲发疯似的咒骂声，我心中有多少辛酸，有多少不平要倾诉啊！
万幸的是，1946年，我14岁，在求生极端无望之际，一位姓洪的华侨家属逃难回到厦门，怜我无父无母收养了我。养母不识字，没有子女，孤身一人给人家糊火柴盒，加工纸制冥币维持生计，我则卖卖报摆摆香烟摊贴补生活费用。依靠养母的扶掖，终于熬过了厦门天亮前最为黑暗的寒夜，迎来了1949年10月17日厦门的解放。我拭掉了长期蒙在心头的苦泪，用失去了父母之爱的一颗心，以发自漂泊者内心的激情，投入了苦孩子的母亲--我们新生的共和国的怀抱。
解放这年，我17岁，正要步入青年时代，仅仅念了3年的半日制小学的我，考进了厦门双十中学。学校给我甲等助学金，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许是我比同班同学都要大好几岁，从一开始就当上了班长、团委委员。我每天挎着书包，嘴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着初升的红日，兴冲冲地向学校走去。我象久旱逢甘雨，心里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在学校，在家里，我如饥似渴，刻苦勤奋学习，极力填补因失学而造成的知识空白。我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里，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1952年，我初中没毕业考进了包吃包住免学费的厦门师范学校。尽管我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社会工作占去我一部分时间，我的学习仍然刻苦，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54年盛夏，我正在学校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食宿学费都由国家负担的师范大学，学校党支部书记忽然找我谈话，告诉我几天前同学们到厦门电台试音，我被选上了，希望我放弃升学打算，服从祖国需要，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闽南话播音员。能够前往首都工作，是祖国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命运对自己的眷顾，我顿时热血沸腾，喜极若狂，更何况党的需要、祖国的需要，是当下热血青年的人生价值取向，尽管我满怀升上大学的把握和渴望，仍然毫不犹豫地踏上北上的路程，半个多世纪来无怨无悔。起初我以为当个闽南话播音员没问题，因为我从小就说闽南话，但实际工作中才知道原来我对闽南话的文白两读全不懂，再加上语音、变音、词汇等一整套系统，要完全掌握似乎比上大学还困难。10年后我全职转做编采工作。我走遍大江南北，结识台胞兄弟，印迹泉漳古邑，造访高山族人，探寻台胞祖地，采录闽南戏曲。为祖国统一事业，我像蜜蜂一样在神州大地忙碌地采蜜，尽情挥发浑身的活力和汗水，我的青春在这些燃情岁月里转瞬间过去了。
在旧社会长期的流浪生活，让我沾染上了自由散漫等陋习，我对党的感情还停留在单纯的感恩思想上，这些都限制了我的政治视野，阻碍着我政治上的成长。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徐森源同志，是中央台对台广播的元老，曾长期在台湾隐蔽战线出生入死。在北京我们几十年在一起，他知道我的身世，对我身上的毛病了如指掌。老徐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丰富，对我这类人群的生存状况、特性和病根剖析得很透彻。他耐心地启发我的觉悟，帮助我正确认识自己。可要改掉自己思想意识上的顽疾，就不是学习和工作刻苦勤奋点那么容易了。我心中的党徽，只有下决心擦洗掉蒙在它上面的历史尘埃，才会更加鲜艳明亮。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我已经50岁了，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是人的精神灵魂，它使我的工作和生活充满活力，富有意义。
1978年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翌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对台广播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从1981年起，有6年时间，我负责了闽南话组的全面工作。
从1988年起，我被调任对台部业务秘书，主要工作是处理台湾听众来信。工作要求我马上转变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以适应从容易出产品的编采一线，转换到不易出成果的服务后方。我不断劝勉着自己，要坐得住，要钻进去，才能发现闪光的珍珠--有价值的来信内容。许多反映大陆社会问题的信件，其内容是相当重要的。这类信件处理得妥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电台的声誉，关系到大陆以至党在台胞心中的形象。处理来信中看似平凡的日常琐碎事，在我心里已然承载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党在我心中，时时吩咐着：要尽责尽心尽力。凡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只有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不骛名利，才能把工作做好。天道酬勤，连续7年，我在工作最繁忙的每年年底，都能凭借平时的积累，准时交出约两万字的当年台湾听众来信综述报告。报告不仅在中央台内部刊物《编播业务》上刊发专辑，而且寄往各省市对台办和国家有关对台工作部门。《人民日报》海外版、《了望》杂志海外版、《统一论坛》杂志、《全国政协报》等报刊，每年都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载或摘发。我的劳动成果，不仅为编辑部人员深入研究台胞心态提供了翔实资料，而且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为党和国家做好台湾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中央电台召开大会表彰全台听众工作先进个人，时任台长杨正泉把唯一特等奖发给了我。我在会上发言时最后说：听众工作很平凡，很不显眼，不容易出成绩，常有人把它视为“小儿科”，我是在这个岗位上被评为高级编辑的。说这话时，我已经超额跑完了人生在职工作跑道的最后一圈。
回想我的一生，悲喜交集，情难自禁。一个挣扎在旧中国社会底层的“卑贱者”成了新中国的主人，一个流浪孤儿成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这何只是我一人一户的悲欢和变化，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息息相关。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改革开放事业。在这新一轮改革开放征程启动的时候，我虽然年届80，仍要与时俱进，有信心看到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作者系总局离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