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2011，翻阅这厚重繁复、眼花缭乱的90年历史，我们最需要注目的一个名字，是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这样独一无二的90年，是由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在这90年中，中华民族由东亚病夫的谷底迅速走向了和平崛起的新阶段。
　　我从我自己身边的人说起，从我自己说起，用一种最草根的方式，来试着还原这精彩激荡的90年。
　　60年的痛楚：爷爷的故事
　　我的爷爷今年80岁了，他幼年丧母，整个童年跟少年都是随着曾祖在青岛度过的，当时的青岛还是直辖市，可以算是北方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相比于当时积贫积弱的华夏大地，繁华、富庶是青岛一个亮堂堂的标签。曾祖兄弟几个都在外做生意，小有点积蓄，也算是小康之家，但爷爷每次提起那段时间，眼睛里总是十分黯淡，透着两分怒气、三分心酸。我初中毕业那年，随着爷爷去大连探亲，在甲板上，爷爷乘着月色给我讲述了一个他初中毕业时的故事。
　　那是1945年的夏天，抗战胜利，举国欢腾，爷爷跟几个同学在青岛港口附近的一个篮球场打球，一次球扔出了场地，滚到了场外几个美国海军士兵的脚下，爷爷跟他的朋友跑过去捡球，几个美国兵哈哈大笑着抓起球，不知在说些什么。爷爷有点胆怯地过去跟他们交涉，其中一个身材最高大的美国士兵却高高地把球擎了起来，很轻蔑地看着爷爷。爷爷年轻时生过大病，身体弱，身材十分矮小，人到晚年还时不时地自嘲为二等残废。爷爷跳了几下，够不到球，几个美国士兵笑得前仰后合。爷爷恼怒之下，一头撞向了那个美国士兵，美国兵一个趔趄，球落到了地上。趁着那几个美国士兵发愣的功夫，爷爷一脚把球踢远了。几个同学抱着球逃走了，而爷爷却被那几个美国士兵围在中间痛打了一顿。之后，那几个美国士兵扬长而去，爷爷趴在前来寻他的曾祖怀里痛哭，曾祖却只有一声长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后面几年，爷爷没事的时候跟我絮叨过两三次。爷爷早年受过东西方两种教育，但在骨子深处，他仍然是那种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讲读书人的所谓“气节”。我知道，那次的事情对他伤害很大，以至于60多年过去了，一直念念不忘。他时常对我讲起美国人当年在青岛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身在家乡却仿佛一个二等公民的痛楚，深深地刺激着他。
　　“我很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爷爷有一次很认真地跟我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不知道还要在自己家门口受多少外国人的窝囊气，就在1949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我自己站起来了。”
　　这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心里话，在那么多年听过那么多华丽得仿佛空洞的褒奖之后，这几句话丝毫不让人感到矫情。记得前几年有很多人批评李敖在大陆歌功颂德近于谄媚，但我明白这不是，一个除了生命的光阴外什么都不缺的老人，一个以说真话近乎于刻薄着称的老人，他有什么必要去谄媚呢？我理解他，是因为他跟我爷爷一样，年少时也都饱受弱国国民之痛，几十年来，如骨鲠在喉；我理解他，是因为他跟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或者说老知识分子一样，都有一个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们的“强国梦”。“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奥运会......幸运的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共产党真的带领他们实现了这个梦想，这让他们如何不感激呢？
　　“不管怎样，我都相信，我们民族的脊梁是存在于这8000万共产党员之中的。”我已经忘记了爷爷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但我始终记得，满头白发的他说这话时的眼神，认真得像一个倔强的孩子。
　　赶集：姥姥的故事
　　姥姥已经90多岁了，她用一顶最简单的白色厨师帽遮住自己日渐稀疏的头顶，每次见到我去看她她都会笑得合不拢嘴。这几年，她的两颗门牙脱落了，笑的时候她会像小孩子一样用手遮住自己的嘴：她的世界似乎总是阳光灿烂。
　　妈妈告诉我，姥姥一生有三个爱好，剪窗花，打麻将，赶集。这三者的交集就在赶集：不管是三伏酷暑，还是数九隆冬，每到赶集的日子，姥姥就会带着自己剪的窗花，编的篓子，缝制的鞋垫，有时候还有几盆自家小院里生长的小花，到公园前面的一颗大柳树下摆好，乐呵呵地一坐一整天，赶集得来的钱，姥姥会拿出一点点来（通常只有两三块钱），去跟她的几个老牌友打麻将。
　　近几年，姥姥的身体开始不如以前，心脏时不时会有点小问题，我妈和舅舅一直不停地劝姥姥不要再去赶集了，但姥姥总是笑眯眯地应承：“没事，没事，我就是去那里坐一天，旁边的人还帮我占着地方呐！”我很不理解，衣食无忧的姥姥为什么对赶集如此执着。
　　08年的夏天，我陪妈妈回姥姥家看她，当时姥姥正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专题片。我觉得很好笑，姥姥没有什么文化，平时看电视也就是看点电视剧或者听几出京戏，为什么突然开始看这么严肃的东西了。姥姥却突然说了一句让我跟妈都吃了一惊的话：“邓小平真好！”我们从来没想到会跟姥姥这样一个农村老太太谈论这个问题，一时间都楞神了。
　　姥姥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建国初的那些年，大家的物质条件都不好，人民公社时期，名义上物资由公社统一分配，但私底下，老百姓也做一点简单的物物交换，无非是拿自己家的一斤鸡蛋换隔壁的二斤白面之类。“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姥姥嘟嘟囔囔地说，“工商局有人管，不准这样。不过后来就好了，1978年以后，街上就开始有人摆摊了，工商局的人有时候管，有时候不管。再后来，邓小平在电视上讲了个话，街上来了带大喇叭的宣传车，说允许赶集摆摊，我就拎着两篮子鸡蛋到集上去了。一次有个坏人要来抢我的鸡蛋，说不能卖，是资本主义尾巴，我就跟他说，邓小平都说了，可以来赶集，你凭什么抢我的东西！嘿嘿，那个人也没办法，就走了。”
　　“小平真好！”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发自肺腑的一句感叹，在很多人听来，这甚至有些滑稽。但当你真正听过我姥姥的故事后，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对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村老百姓而言，所谓“强国”其实是离他们相当远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可能一个繁荣宽松的市场环境，一年好的收成，要比国家的那些“大成就”实惠得多。正是这些单纯可爱的老百姓，构成了共和国的基石，他们才是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因素。
　　“民贵，社稷次之，君轻”，几千年来，每一个政权都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而盛，忽略这个道理而衰。中国共产党深深地铭记着这个道理，党徽上的镰刀锤头时时刻刻昭示着，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政党”！她从孕育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这也是我国我党能昌盛发展到今天的基础。
　　中国梦：父亲的故事
　　父亲的故事，可能更像是一部励志电影。他在七八岁时头部受了重伤，很多年都没能根治，边上学边治病，他的成绩一直不好，爷爷也没有对他抱太大希望。高中毕业以后，像很多人一样，父亲回到家开始帮忙挣钱贴补家用，之后他离开家，到大城市去谋求发展。再后来，就像无数故事里描述的一样，1988年，我们家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1995年，我们家住上了二层的小楼，1997年，我用上了自己的家用电脑，1998年，我们家有了第一辆私家车......
　　白岩松管这种故事叫“中国梦”，他在耶鲁做演讲的时候，也讲了一个相似的故事。相比而言，他的生活有章可循得多，但故事的结局却惊人的相似：一个让很多人无比振奋的大团圆。
　　在跟父亲的交流中，他从来没有正面表达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党的感情，他的本性是沉默的。但十几年来，他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都会雷打不动地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母亲跟我开玩笑说这是他这十几年来唯一的娱乐项目。我想他的心中是了然的，作为“中国梦”的一个小小样本，中国共产党在他的人生中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就像是空气，她每时每刻环绕在你的身心四周，大部分时候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她的存在。
　　毋庸置疑，父亲奋斗的这二十年，是“中国梦”集中爆发的二十年，也是“中国梦”收获成果的二十年，无数像父亲这样几乎没有任何原始积累的穷小子怀着一腔热忱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开始了他们的追梦之旅。这二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大，最具活力的二十年。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这场始于80年代末的“中国梦”故事，我父亲的生活会是怎样。但我明白，不管是哪一种假设，都不会有他所亲身经历过的那样令人激动。
　　除了偶尔抱怨一下没机会走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外，父亲对自己前面三十年的生活很是骄傲，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中国梦”还在继续，这样的“中国梦”将会继续发生在我和像我一样的他的晚辈们身上。这样的每个普通人身后，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三个故事。我们不是英雄，不是伟人，我们无法以自己来度量整个时代的高度，但你无法否认的是，那些伟人们殚精竭虑，那些英雄们前仆后继，其实所为的，就是让这些最简单的幸福降临到每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也正是这些在过去90年反复发生着的故事，让那首我们无比熟悉的歌曲能婉转悠扬地在整个华夏大地上空一直响彻回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