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为中国文化发展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十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文化生产力空前释放，文化建设活力显着增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经营性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明显增大，文化市场日益繁荣，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回顾这十年改革历程，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5月14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香港之声、文艺之声将同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纪事》，全景式记录我国文化改革、探索进程，全方位聚焦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代表事件、代表人物，总结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为中华文化的重塑与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献策出力。
　　5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访，畅谈新闻出版改革与发展。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记者：柳署长，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柳斌杰：谢谢。
    记者：署长，想请教您，您提出打造和培育5-10艘国家出版传媒“航空母舰”，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柳斌杰：有具体时间表。通过第一阶段的改革，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我们正着手重点推动“三改一加强”，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集中资源、资产和出版实力，打造国家主力舰队，这就要求培育一批国家级的航空母舰，同时与地方出版集团配套，形成我国有实力参与世界竞争的新闻出版产业阵容。我们正在打造四个国家级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同时，地方也已涌现出一批较有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也有望进入国家队，到“十二五”末，要完成航空母舰的编队与出海，参与世界文化竞争。   
    记者：哪几个出版传媒集团有望加入这个舰队呢？   
    柳斌杰：从国家层面看，以整合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为主，组建四个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一是中国出版传媒集团，以社会科学、学术出版为主业；二是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以教育、教材、教辅出版为主业；三是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以科研、科普、科技类出版为主业；四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以外文出版为主业。这四个集团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分两步推进工作：第一步，把这些核心企业变成股份公司，上市融资，扩大资本，这一步已正在进行；第二步，其他已经转企改制的出版社，通过各种方式充实到四大集团中，组成国家级的四大主力舰队，其产业规模可达1500亿元人民币，计划用两年左右时间走完这一步。   
    记者：地方出版传媒集团是不是也能够参与进来？   
    柳斌杰：能够参与进来。近年来，地方出版传媒集团通过上市融资扩大实力，已经在做大做强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比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江西出版集团、安徽时代出版传媒集团等，目前总资产和营收都已达到100亿—3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同时，众多地方出版集团、发行集团自愿进行联合重组，形成规模较大的出版企业，也将成为国家队的重要后备资源。   
    记者：您提出以强有力的政策鼓励出版传媒企业进行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强有力的鼓励政策有哪些？   
    柳斌杰：目前，鼓励政策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税收减免政策。如，转企改制以后的出版传媒企业可免交所得税，该政策将持续到2016年。这期间，出版传媒企业可以积累一大批资金用于发展，增强自身实力。二是国家产业支持政策。国家文化产业资金和政府的各项资金重点向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传媒企业倾斜，支持它们扩大规模，研发新技术，增强生产能力，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很大，“十二五”期间，国家层面就将投入90多亿资金。三是政府公共行政资源的支持政策。比如，出版资源的配备，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都将向优势的出版传媒集团集中。四是在土地、国有资产转变成股份等资产层面的政策支持。这四个方面的政策都强有力地支持了出版传媒“航空母舰”的组建。
    记者：您怎样评价“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就是将这个比重提升到5%。您对于“十二五”时期实现这个目标是否乐观呢？   
    柳斌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各地发展文化产业势头强劲，达到了40%—50%的增长速度。照此势头发展，实现中央提出的到2016年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我持乐观态度。新闻出版行业的实践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改革之初，新闻出版行业的总产出才3000多亿，通过改革发展，2011年的总产出即使扣除批发环节成本之后，也超过1.5万亿。预计到2015年，新闻出版业的经营收入将达到3万亿。   
    记者：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组建了120家出版传媒集团，其中有49家出版传媒类的上市企业，能不能说我国新闻出版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呢？您认为十年来出版传媒领域改革的重要成就有哪些？面临的困难又有哪些呢？   
    柳斌杰：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已经组建了120家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包括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发行集团，成为新闻出版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同时，我们大力推动投融资渠道改革，把文化企业，特别是出版业、报业、发行业推向了股市。49家上市公司的实践证明，上市融资是发展的最好方式，也是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方式。上市是最安全的融资方式，因为股民和投资者是通过股市这一中介，关注其收益和回报。
    出版传媒企业上市有几个好处：一是解决了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管理的问题，因为公司上市之前都要经证监会严格审核。二是从股市中募集了大量社会资金，成为发展的重要资本。三是突破了单一国有制问题，上市公司是多元化资本，全社会都有权进行监督。所以，上市对出版业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也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发展的重要渠道。目前发展较快的出版传媒企业，基本上都借助股市做大做强。
    十年来出版传媒领域改革带来了四个重要变化：一是转变了思想观念。大家的思想解放了，认识到文化的多种功能、多种作用。二是改变了机制体制。过去文化没有进入市场，没有形成产业。现在是产业化、集团化、市场化的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特别是产品生产、经营、销售环节也发生了变化，推进实现效率最大化。三是理顺了管理体制。过去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企事不分；现在实现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各行其道，履行各自职能。四是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新闻出版管理主要以审批为主的，改革以后，我们取消了200多个规范性文件，取消了几百项审批，政府行政转变为依法进行市场管理。
    改革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成果：一是产业的发展壮大。改革之前，文化领域根本没有产业概念，现在文化产业成为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个要求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二是文化公共体系开始形成，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了保障，为基层提供更多的文化享受。我认为，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产业，也没有公共服务，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局面，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面临一些困难？   
　　柳斌杰：文化改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攻坚克难是改革始终如一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触及文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时，我国承诺要开放文化市场，才开始在这方面探索改革，当时叫做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那个改革是适应性的改革，不是体制性的改革。真正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十六大提出几个主要的思路：第一，文化产业是文化发展的主要渠道；第二，把文化分成经营性和公益性两大类，其中，强调国家扶持四大类公益性的单位，包括重要新闻媒体、国家水准的文艺院团、社科理论研究、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提出了扶持范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改革还是小心谨慎的，一是解放思想经历了很艰难的过程。很多人都不承认文化是一种产品，是一种商品，过分强调文化的特殊性，用意识形态属性否定文化生产的一般规律。二是文化能不能成为产业，当时也有不同意见。现在大家搞清楚了，文化有它的魂和体两个部分。它的魂是一种精神，但它的体是一种产业。它的魂要附体，要依在一种体上。发展产业成为了共识，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了规划，这是很大的突破。三是体制问题，哪些转企改制，哪些继续执行公共服务的职能，认识也是不统一的。改革是要构建中国文化生产有活力的体制机制。为什么这样做？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都是市场化的，人家通过市场来进行竞争，我们也必须转变体制机制。此外，还有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人员安置、社会保障、身份转换，一些经营效益不好的单位转企改制成本支付问题等，都在改革中逐步探索，逐步得到解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推进文化改革的共识大大加强，全党在这方面认识提高了，但下一步推进文化改革继续还面临一些困难，所以还需要继续努力。   
　　记者：接下来还有哪些出版企业将走上上市之路？连日来《知音》计划上市也引发了一番议论，不少人批评它的品位低俗。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也有大批读者确实非常喜欢《知音》独特的草根气息，对此您如何看待？
　　柳斌杰：我们正在重点推动中央四大集团里的股份公司上市，这已经列入中央计划。此外，还有一批地方报业、出版集团也在排队上市，这些我们都是支持的。
    《知音》的事情我也看到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现象。正如我刚才所说，把文化企业推向股市，就必须经过公众的监督和审查，这是上市公司公开性的特点。《知音》还没有上市，在证券公司讨论的过程中公众就提出了意见，这就体现了公众对上市公司的监督。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文化企业上市要注意企业本身的品位，绝对不能把那些生产文化垃圾的企业推到股市上去，这对公众是不负责任的。《知音》是一个以大众化、通俗化为主要方向的期刊集团，它要在通俗和高雅之间处理好文化本身的关系。我们主张，《知音》也要从公众批评中吸取正确意见，在通俗化过程中注意文化品位，不能把通俗化当作低俗，要克服这个问题。同时公众对文化也要区别对待，当前阅读已经是对象化、分众化、个性化，需要各种各样的刊物、各种各样的文化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公众要正确看待通俗文化，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出版企业本身要努力提高文化品位，即使是通俗文化，也要通俗而不低俗，能够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帮助社会重建高尚的道德风尚，能够引导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氛围。我也希望《知音》通过上市，不但将企业做大做强，在内容上也要进一步提升文化品位，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记者：您曾经提到今年要力争打破条块分割局面，建立全国统一的出版物流体系，让读者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图书，这个大流通体系现在建的怎么样了？   
    柳斌杰：大流通体系正在加紧建设。第一步，我们整合了以省为单位的流通体系，现在已经打通了。下一步，我们要打破省区的界限，成为全国的大流通。现在“好书找不到读者，读者找不到好书”的现象，说明流通环节还是有问题。我们下一步就是把以新华书店为主的国有渠道实行全国性的连锁经营、集中配送、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的新物流体系，再配置快递系统建设，形成两个国有发行网络，再加上邮政网络，在全国形成三张流通网，打通流通体系，方便群众，减少流通环节成本，降低价格。我们已经进行了两年调研，今年要启动实施办法。
 　　记者：您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和产业带的规划建设，培育新闻出版产业新的增长点。能不能请您具体谈一谈如何重点支持数字出版、音乐制作、版权创意、绿色印刷等产业基地建设，使3年内产业基地生产能力增长3000亿元以上？   
　　柳斌杰：文化产业要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发展要以产业园区、产业集群、产业带为主。这主要是借鉴了国际经验，美国的文化产业集中度很高，比如，好莱坞集中了500多家电影企业，苹果公司集中了全球300多家相关企业，世界软件开发领域60%以上的企业依附于微软。美国的文化产业为什么能在全球形成优势呢？就是因为它高度集中了文化产业的优势，中国发展文化产业要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新闻出版领域也要培养产业园区、产业集群、产业带。我们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依托，建立了北京、上海、广东三大音乐产业基地，预计再过一两年，每个音乐产业基地的产值就可达到500亿。我们组建了10个数字出版基地，集中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优势企业和文化资源。如，短短几年，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的规模已经发展到200多亿。此外，我们正在建设一批数字印刷园区，以绿色印刷为主，改造传统印刷业务，组成新的以数字出版为主的产业基地。截至目前，我们已组建27个各类产业基地，发展势头都非常好，未来完全可以实现3000千亿元产值。比如，北京音乐基地挂牌当天，其签约投资额就达300多亿，郎朗在该基地设立的国际钢琴培训中心，集教学、实践、创作于一体，有利于整合优势资源，培育高端音乐产业园区。
　　记者：文化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出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数字出版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国家为什么要着力发展数字出版？
　　柳斌杰：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三大新的技术改变了我们传媒、传播方式，出版领域要适应当前技术变革。出版历来是跟技术紧密结合的，技术、材料的变化带来的出版的载体、传播方式发生新的变化。现在有了数字这种渠道，这种技术，这种平台，出版要跟上这个形势，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我们的数字出版转型有两个方向：一是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的出版业，目前发展平稳。这个方向应该说出版行业本身没有IT行业的公司行动得快，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是技术公司主导了数字出版，技术公司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电子版的图书。后来探索把提供内容的出版企业和技术公司结合起来，推进传统出版的改造，现在成效很大。比如，三大移动通讯商都和出版业联合建立了数字出版基地，现在读者已经超过6亿。浙江数字出版基地的编辑队伍就有600多人，在为数字传播提供内容。
    第二个方向是新技术、新平台、新渠道建设，这方面我们做了有益尝试，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工程，十年来国家实施的数字出版的重大工程一共有9项。但是我们在数字出版技术方面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我们的技术还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下一步，我们在数字出版领域一是要推动传统内容和新型传播渠道、传播平台加快融合，二是要加快技术创新，推出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先进的移动阅读终端，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在全国近36万家新闻出版单位中民营出版发行、印刷、复制企业占总数的90%以上，这个份额是相当大的，在高度竞争的出版行业对民营企业有何鼓励和扶持政策呢？
　　柳斌杰：在企业的数量上，民营企业所占比重相当大，但是，从整个市场权重看，并不是占得很重，目前大型书城、大型发行网络都还是国有的。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出版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活跃了市场，打破了垄断经营的局面，带来了市场竞争。二是方便了群众，众多的民营书业的摊点方便了群众阅读，受到群众的欢迎。三是繁荣发展了新闻出版业。我们国家发展新闻出版业的政策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坚定不移；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文化建设，这也是坚定不移。我们按照这个政策，大力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国家许可的新闻出版行业的工作，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印刷业完全开放的，民营参与的程度比较多；二是发行业，民营在发行这个环节上比较多，占了绝大多数；三是出版环节，民营企业参与了一些组稿、策划、制作、数字化等环节，这个我们也是支持的。
　　关于鼓励民营书业发展的政策，一是对民营书店要采取扶持政策，给予支持和补助，使民营书店享受和国有书店一样的减税、免税政策，支持民营书店继续发展。
　　二是在出版环节，我们除了支持民营书业参与策划、组稿、加工、数字化等制作环节外，还在努力打通民营和国有出版机构的通道，鼓励大型出版集团同民营工作室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发挥各自优势。此外，要建立民营出版工作室园区，给予特殊的政策，在保证出版质量把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情况下，让其参与出版环节工作。
　　三是支持民营企业开办面向国际市场的出版机构，国家提供产业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到国际市场发展。
　　这些方面都要继续加强，鼓励民营书业参与文化建设，让国有、民营共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记者：您提到在我国要建设64万家农家书屋，将来村村都要有农家书屋。请问署长，这项工作目前成效怎么样？   
    柳斌杰：农家书屋是中央实施的五大惠民工程之一，党的十八大前要完成所有行政村的农家书屋建设。截至目前，农家书屋实施过程中,中央财政已经投入180亿元，将150亿册图书送到了农村，工程已经覆盖了85%的地区，最近几个月就能全面完成。总署作为负责推动这项工作的部门，同全国各省、区、市都建立了密切联系。比如，我们直接抓了北京市益民书屋的建设工作，成效很好。此外，甘肃、云南等西部地区的农家书屋建设，总署也直接参与，指导、帮助他们加强农家书屋建设，探索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对于农家书屋的后续发展，中央财政已经出台政策，每年将会给农家书屋提供更新资金。有些地方也出台了农家书屋管理员政策，为长期发展提供了保障。
    记者：柳署长，您是否亲自去过农家书屋，能不能谈谈您本人的切身感受？   
　　柳斌杰：我去的农家书屋比较多，我的一个亲身感受，就是农家书屋唤起了农民精神上的追求，通过读书，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
　　有一个贫困地区农家书屋管理员，他的孩子读书很好，都是博士，他就和村里人说，读书能够改变你的命运。有一些地方反映，通过阅读农家书屋里的实用技术、健康保健类图书，帮助他们解决了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农民非常欢迎这类图书。还有一些农家书屋给儿童们提供了字典、课外读物，丰富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生活。我们感受到，文化要面向基层，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为农村、社区服务。国家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的，西方发达国家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读书法案，规定每个家庭的藏书量，政府每年发放购书补贴。所以，农家书屋工程在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提高就业技能，改变农村面貌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记者：全国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以后，和以往相比在文化市场的执法效果、执法机制方面都有什么变化，能否请您举例说明？   
    柳斌杰：文化市场执法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项目。按照中央部署，地市以下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要实现三局合一、执法和行政分开的体制。从实践来看，这一部署集中、整合了过去分头、分散的执法力量，有利于加强地区统一协调，改变了过去多头执法带来的不便，城市文化执法力量得到了有效加强。
    记者：您刚刚从伦敦书展回来，作为主宾国我们国家为本届伦敦书展设计了百余项活动，这是不是新闻出版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中国图书国际影响的重大举措之一呢？这些年新闻出版走出去步子迈的很大，您觉得文化走出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柳斌杰：你说得很对，伦敦书展是中国在西方主要国家进行的一项文化面对面的交流。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亲自参加了伦敦书展活动。大家感受非常深切，一是反映了我国出版业这些年的发展变化，通过改革开放增加了活力，改变了过去参加国际书展的态势，现在我们主要集中展示中国文化。出版产业也有了自觉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进行版权交易，实物贸易，以及一系列合作项目，发展态势良好。
    二是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展示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所探索的这条道路。比如，我们在伦敦书展开设的，主题涉及 “中国道路”、“中国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成功的秘密”等，直接宣传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西方世界非常震撼。中央领导同志说在伦敦刮起了“中国风”。西方政要，英国王室和大臣，北约组织、欧盟组织的很多官员都来到中国主宾国展场，通过图书了解中国的发展。
    三是文化输出。这次伦敦书展，我们输出版权1800多项，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传播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我们以书为媒，组织了包括电视、电影、摄影、建筑等13个门类的展览。特别是三大展项，包括四川地震灾区重建美好家园展，中英两国摄影家拍摄的百年中国对比照片展，以及香港回归15年成果展，在英国海德公园展览，各国观众络绎不绝，了解到一个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这次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是非常成功的，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反映了我们文化界在“走出去”方面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