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

1976年，伯父去世的时候，我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我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惊呆了。同事给我买了当天的机票，我赶回了北京。在此之前，我曾同伯父通过一次电话，并见过一次面。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伯父以前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赶到她家，她说：“周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伯母一再阻拦神情激动的我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便拨通病房的电话要我通过电话与伯父好好谈谈。电话中，伯父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我一再打断他的暄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他依然是轻松的回答，我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你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我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在西花厅。只见伯父进门后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但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我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辞就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次”再也没有了，没能在最后一次见他时与他合影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尽管他在6月15日再次到西花厅，我却因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的。

如今，想起来，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四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伯母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溘然长逝，留给我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

伯父伯母去世后，我们一大家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1月8日和3月5日，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毛主席纪念堂或西花厅聚会，给老人家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不敢多看那海棠、芍药、水仙及园中的小径，分明都有伯父、伯母的身影，都回荡着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

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离开我整整33年（此文写于2009年，编者注）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尽可能为社会、为国家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来源：《我的伯父周恩来》  周秉德 着  人民出版社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