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
90多年前的1925年7月，就在清华简入藏的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作过一次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中，他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着名论断，并分析了当时的四大发现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对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清华简，也是一次这样重大的“新发见”。
这批竹简的埋藏时间是战国中晚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也就是说司马迁写《史记》时不曾见过。正如当年鉴定专家组所指出的：“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是近些年出土文献研究热衷的热点。自2010年年底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每年出版整理报告一册，目前共出版了7辑整理报告，在历史学及相关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但这也只是整理研究的第一步，光是整理出版就需要十几年，后续的研究则将持续更多年。
最大限度保存先秦典籍原貌
中国文化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比如周汉之际、两宋之际、明清之际，其中周汉之际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末年到战国再至西汉初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完成奠基，并出现第一个高峰。后世流传的经典，大都于这个时期形成。诸子百家并起争鸣的局面在历史上是独特的，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盛况终告结束。
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致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因此，这一时代典籍文献的重新发现不仅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
简帛是我国纸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以前的书写载体。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朝已经大量使用简了。至于丝织品的帛书，最早使用的证据是在春秋晚期。战国简帛大致可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而书籍对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这种战国时期的原本书籍最早为现代学者所见，是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但由于那时楚文字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内容很长时间未能得到解读。真正完整的战国文献是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和清华简3批，郭店简、上博简的内容偏重于儒家、道家等思想性、哲学性着作，而清华简的内容则是偏重于六经和史学，我们称其为经史类着作。
类似经、史类着作的发现，过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汉景帝末年，在曲阜孔壁发现的书，最主要的是《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典籍；还有一次是在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发现的“汲冢竹书”，其中最主要的是《竹书纪年》，属史书类。清华简，则既有《尚书》这样的类似“孔壁中经”的经类着作，也有《系年》这种很像《纪年》的史书着作，其在性质上与“孔壁中经”和“汲冢竹书”都比较相似，相当于找到了当时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藏书，所以在学术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重新理解经学提供新资料
清华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内容最多，如《尹至》《尹诰》《程寤》《保训》《皇门》《祭公》《金滕》《说命》诸篇。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存在着古文《尚书》真伪的争论，我们在清华简发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明确地证明了《十三经》中流传的孔安国古文《尚书》是一个晚出的本子，使得伪古文《尚书》的论争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
清华简中还有类似于《竹书纪年》的《系年》。它是由138支简构成的完整长篇，共3875字，也是目前为止已发表单篇竹书中最长的古书。每支简背面写有编号，且有编痕和简背划痕，是形制完备的先秦简册；简文原分23章，每章自为起讫，相对独立，章尾有标志，简尾有留白。全篇内容自武王克商开始，一直写到楚悼王时期三晋与楚大战，楚师大败而归结束，是一部完整的、未见记载的先秦史书，原无篇题，“系年”是整理者根据当时对其内容与体例的理解所加。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它有许多新的内涵，其中属于春秋时期的章数最多，许多地方可以与《左传》对照，相为补充，也再次证明《左传》所记真实，对《左传》的可信性不能再像以往部分学者那样持怀疑态度了。
过去研究古本《竹书纪年》的学者，大都以为其体例类似于《春秋》编年体。不过从传世本典籍里辑出的古本《竹书纪年》佚文，有许多是不能按编年编排的，所以我们推测古本《竹书纪年》本来的体例应该是和清华简《系年》类似，以史事为中心，分为一章一章，有点像后世所谓的“纪事本末体”。过去认为记事本末体很晚才出现，《系年》的每章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基本上是纪事本末体。
清华简中还有与楚国相关的内容，其中一篇《楚居》，明确地记载了楚国有哪些王，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楚国迁都多少次等等。清华简、郭店简都给了我们共同的知识，即使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也存有很多的古书经典，充分说明我们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的学术史，肯定会别开生面，而且有助于重新考虑中国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
最新出版的第七辑整理报告共刊布4篇战国简册，均为传世文献未见的佚籍，分量最重的一篇为记述春秋晚期吴越史事的《越公其事》，全篇75简，内容完具，书写整饬。叙述了越王勾践兵败，委屈求成，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依次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的“五政”，重新崛起、最终灭吴的故事。简文与《国语·吴语》《越语》关系密切，可见吴越盛衰是春秋晚期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也是战国时期特别流行的故事主题。
由上可见，清华简对于重新理解经学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讲清楚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我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是我的老师。1952年我到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殷墟甲骨的整理。1953年底，又转到历史研究所，担当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随着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简的发现，又转去整理新出土的简牍帛书，重新回到考古和古文字学的行当。几经转折，称为“杂学”是最合宜的。在多年的“杂学”涵泳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原因，被低估被矮化了，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优长和不足之处，自然也就谈不到更好的介绍传播我们的优秀文化。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大有可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其文化传统是长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境外的各种文化综合而成，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有自己的“中心”和“重点”。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尽管有人认为经学不切实际，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其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整个儒学中的核心地位。如果不对经学作深入研究，就无从把握中国整个传统文化的特点。清华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重新审视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
我们是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在释读清华简，未来还有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当然也还会有更多颠覆性的认识出现。这或许正是清华简吸引世界目光的原因。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8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