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保成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发表后的百年来，旧有的文学观念、戏剧观念不断被颠覆被更新。最初，人们似乎如梦方醒般地认识到：元曲原来是和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被人轻视的金元杂剧和宋元南戏，曾经有过无比辉煌的历史。渐渐地，王国维重文学轻艺术、重元曲轻明清戏曲的观念受到反思。人们从明清传奇的持续繁荣，昆曲折子戏的兴起，花部的崛起，“角儿制”的确立，认识到戏剧的表演艺术本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戏剧与宗教仪式的关系问题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分途演进的理念被提出。这一理念正在经受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百年来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人和丰厚的学术成果。王国维的同时代人吴梅和齐如山，分别在昆曲音律和京剧舞台表演方面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乃至有学者把王、吴、齐并称为近代戏剧理论界的“三大家”或“三驾马车”。吴梅竭力提倡“场上之曲”和齐如山对梅兰芳表演艺术的指导，都在揭示出戏曲的角色扮演本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作家作品与场上表演互为依存的密切联系，认识到戏剧史上存在着一个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王、吴、齐分别代表了戏曲研究的三种路向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三大家”中，王国维重文献、重考据的研究路向影响最大，追随者最多。

　　“三大家”之外或稍后，涌现出郑振铎、任中敏、孙楷第、黄芝冈、钱南扬、冯沅君、周贻白、卢前、赵景深、王季思、董每戡、郑骞、傅惜华、庄一拂、张庚、张敬、汪经昌、吴晓铃、郭汉城，以及蒋星煜、徐朔方、胡忌等戏剧史家。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可谓群星璀璨，光照寰宇。

　　卢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中国戏剧概论》里，把中国戏剧史比作“一粒橄榄”：两头细小的部分说的是“戏”，中间饱满的部分是“曲的历程”。这一生动的比喻，大致勾勒出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不足。当时的戏剧史家，大多是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从事研究的，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主要在宋元以来的戏曲作家和作品方面。王国维的文学观、戏剧观和戏剧史观，对这代人的影响一目了然。用注经的观念与方法注戏曲、搜集文献资料、研究戏剧史，其积极意义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周贻白、董每戡、任中敏、张庚等人的研究，扩大了戏剧史的研究领域，突破了“曲本位”的局限，弥补了前人对“戏”的研究的不足，也是对《宋元戏曲史》的超越。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日本汉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方面，日本汉学对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或多或少有着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又极大地反哺于日本汉学。森槐南等人在大学讲授含有戏曲在内的中国俗文学以及开展南戏研究在《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前，而由狩野直喜开创，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田中谦二、岩城秀夫等人继承的“京都学派”，却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出身于大东文化大学的波多野太郎独辟蹊径，他较早从地方史志中寻觅戏曲、小说的词语史料，颇受关注。而辻听花、波多野乾一、滨一卫等人，着眼于京剧现状的品评，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田仲一成的祭祀戏剧研究，从领域到方法，都具有戏剧人类学的风范，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戏剧研究影响较大。

　　欧美研究中国戏剧史的着作在《宋元戏曲史》之前已经出现。据《清稗类钞》介绍，英国博士瓦儿特的《中国剧曲》一书，把中国戏剧的发展分为唐、宋、金元、明四个时期，已经明显具有了“史”的意识。不过运用现代学术规范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着成果的，还要数后来的柯润璞（J.I.Crump）、龙彼得（Piervander Loon）、白之（Cyril Birch）、韩南（Patrick Hanan）、杜为廉（William Dolby）等人。他们的研究路数不完全相同，其成果先后传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

　　韩国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比欧美、日本慢半拍，金学主及其门生撑起了半岛的一片天，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快要降下帷幕的时候。

　　学术界的新老交替，是一种必然的新陈代谢现象。然而它不是新一代否定老一代或者代替老一代。后人站在前人肩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前辈的有些结论，可能成为定谳，永远也不过时；前辈提出的绕不过去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说了再说；前辈的疏失应该纠正。至于新的学术增长点和新的话题，应该由年轻一代提出来。陈寅恪先生曾经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那么，什么是中国戏剧史领域里的“新材料”与“新问题”？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再一次引发人们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戏剧史领域里的“新材料”与“新问题”。

　　在原始社会，人们唱歌、跳舞，但是不写诗，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同理，史前时代的人也演剧，而且有文字之后多数中国戏剧演员并不识字，戏剧演出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与传播的。然而长时间以来，人们陷入了文字与文献崇拜的陷阱不能自拔，乃至文献考据一直成为文学史、戏剧史研究中最受推崇、最有效接近历史真实的研究方法。如果戏剧史研究领域有“新材料”的话，那一定不仅仅是文献。

　　本文开头提到，戏剧史的“明河”与“潜流”分途演进的理念正在经受时间与实践的检验。所谓“明河”，主要指的是从宋金杂剧、宋元南戏直到花部戏曲的有剧本的历史。所谓“潜流”，主要指的是长期处于文化边缘位置的不依附于剧本而存在的民间小戏和祭祀戏剧。在中国，这两种差异极大的戏剧形态虽时有交集，却始终不曾汇入同一条河道。近三十年来，作为祭祀戏剧之一的傩戏曾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然而，此类成果进入戏剧史的主流与中心的位置却尚需时日。与此相应，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如何与传统的文献考据实现对接，如何把戏剧史的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厘清理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