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

一

　　“经典”一词，本是专就着作而言，人们把一些重要而又有指导性质的书称为经典。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如《易经》《诗经》本来称《易》《诗》，后被列为经书，才有《易经》《诗经》的称呼。其中除了这些书是经学着作的原因以外，实际上也有经典着作之意。它们是经典，但是属于儒家、儒术的经典。此外，道家、佛教也都有各自的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便被视为道家的经典，《六祖坛经》便是中国佛教的经典。不过，此时的经典，似乎仍多用于思想和宗教领域，即使《诗经》是一部文学着作，后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但在儒家的眼光里，仍被用作“诗教”，派为思想教化之用为主。既然儒家、道家可以有自己的经典，随着经典一词在运用上的扩大和延伸，也发展到文学领域来了，我们会把有些有影响力的文学名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乃至《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有时也叫作文学经典，或经典文学。外国文学名着，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小说，也便称为了外国文学经典。这是一种正常的延伸和发展，大家也都能接受和理解。

再到后来，“经典”一词在文学领域又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挥。有些人把有些历代传诵、反复入选的着名诗歌或单篇散文，也称为经典。如一提到李白的《将进酒》或《静夜思》，或是杜甫的《登高》、王维的《渭城曲》，或是苏轼、陆游的某些词，老师便会说：“这可是经典名篇，要记住，最好要背出来。”于是，在《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后，又便有了《唐诗经典选读》《宋词经典选读》《唐宋文经典选读》等。其实，这都是一些诗、词、散文作品的选编，并不是原来的着作本身。有些甚至还称“金典”，有意识地标新立异，吸引人的眼球。

二

　　现在我们常把经典一词与一些名篇连用或混用，如经典名篇或名篇经典。仿佛经典即名篇，名篇即经典。其实，严格说来，经典与名篇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仅是名篇而非经典；有些仅是经典而非脍炙人口的名篇；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不是所有的文学名篇都能称为经典的。

　　尽管在西方也有人说，那经常挂于嘴上的就是经典。其实从学术层面来考察是经不起推敲的，至少他把一些不易于流传很广的经典作品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一般说来，能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并在艺术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有些文学作品尽管很有名，至今流传，足称名篇，但未必具有文学史意义，仅仅只是名篇而已。这是经典与名篇的最大区别。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和差异。

　　先以七律为例。如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既是名篇，又是经典。因为崔颢所生活的时代，七律一体初创不久，门户未开，数量甚少，内容又多为宫廷君臣应制之作，题材相当狭窄，崔颢的这首七律却冲破了应制诗的范围，写登高望远的思乡情怀，这就丰富了七律的题材，扩大了七律的表现范围，这就使之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再加上此诗刚健有力，一气直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影响力，曾被严羽评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所以此诗既是名篇，又是经典。杜甫的《登高》《登楼》诸律亦复如此。其实晚唐许浑、罗隐笔下也有不少登高抒怀的七律佳作，如许浑的《登洛阳故城》、罗隐的《登夏州城楼》等，但这些七律至多只能称名篇，很难称为经典。因为自崔颢、杜甫导其先，接着又有钱（起）、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和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七律，晚唐登高七律的文学史意义已很难彰显了，经典的含量自然也大打折扣。

　　次以七绝为例。如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均是名篇，却又是经典。因在刘禹锡之前，以七绝形式写边塞、送别、宫怨、闺思的成功之作很多，但以七绝形式写怀古的却十分罕见，似乎只有李白的《越中览古》，但艺术性和影响力显然不如《石头城》和《乌衣巷》。这两首诗可以说是以七绝写怀古之情得以成功的最早典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因而兼具名篇和经典的双重属性。杜牧也是七绝高手，同为七绝名篇，他的《江南春绝句》就未必像他的《赤壁》《题乌江亭》更有文学史意义。因为《江南春绝句》是行旅之作，李白、刘长卿、白居易等以七绝写行旅的佳作已有很多，算不得稀奇，但后二首七绝都是咏史之作，在此之前以七绝形式咏史的佳作极为少见，甚至难觅，杜牧开其先，并影响晚唐，使晚唐的咏史七绝十分流行。所以杜牧的《赤壁》《题乌江亭》就比《江南春绝句》更具有文学史意义，也更经典。

如果从整体上归纳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与名篇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如王维的《红豆》等五绝，王昌龄的《出塞》等七绝，苏轼的《赤壁怀古》诸豪放词，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些杰出的婉约词，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散文，马致远的《天净沙》等散曲，均属此类。二、有些是经典，却未必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类现象也相当多。如《诗经》中的经典诗篇很多，但人们除了能记住《关雎》等数篇以外，其他就很难记住了。此外，像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潘岳的《悼亡》诗，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等山水诗，也都是公认的诗中经典，却都不是流传甚广的名篇。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都堪称经典，但并不流传，至少远不如陈之《登幽州台歌》那样广为流传。同样的，周邦彦、吴文英都是词中大家，有些词作堪称经典，但一般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词，流传度至少远在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之下。三、有些仅是流传的名篇，却难称经典。除了上面提过的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以外，苏轼、杨万里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绝句高手，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七绝，但像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杨万里的《过宝应县新开湖》等篇，虽流传至今，但有唐人和王安石的绝句在前，文学史的意义已不大，仅是名篇而经典含量不多。同样的，有苏轼、辛弃疾、岳飞、陆游的豪放词在前，故南宋末年刘克庄、刘辰翁等虽也有豪放词，不乏名篇，但经典意味也已远不如苏、辛诸家。

三

　　为何唐宋诗词经典多脍炙人口，成为名篇，而之前的经典难成名篇？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的唐宋诗词流传最广，名篇最多，我想以唐宋诗词为例，从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第一，口语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口语化的时代。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句，与现代的诗毫无二致，简直就像现代人写的。但在唐以前的大量诗篇，包括《诗经》《楚辞》以及曹植、阮籍等大家诗作，都未口语化，只有《古诗十九首》中一些诗句接近口语，但只是个别现象，远不如唐诗那样大量涌现。诗能口语化，便明白如话，一听就懂，也就易记易背，容易流传。

　　第二，格律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又进入了一个格律化的时代。尽管在唐以前，沈约曾创“四声八病”之说，有些符合平仄要求的五言绝句也已出现，但格律诗的全面出现，是在唐代全面兴盛的，以致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潮流。这种诗歌的格律化和格律在诗歌中的普遍使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使诗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易记易背。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6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