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最近三十年,我觉得学术界对荀子的研究有所忽视,有所冷落。
我认为,研究荀子,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经学史的方向,一个是哲学史的方向。以前中国没有哲学史,都是从经学、文化上看待荀子。刚才陈来教授谈了近年国内外关于荀子学术研究的动态,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很重要:荀子对待文化传承的态度,及其政治儒学的立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大家都知道,荀子提出过“法先王”“法后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把“法先王”和“法后王”对立起来,认为荀子是“法后王”,其他人是“法先王”。“法先王”是复古的、倒退的、反动的。实际上,荀子是既“法先王”,也“法后王”。“法先王”就是讲“文化传承”,就是继承尧舜以来的文化传统,他讲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他也曾批评惠施等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后王”就是立足于当时政治,讲“政治儒学”。我们从中国现代社会考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是“法先王”。但这不意味要把现代社会倒退到古代,这只是文化上的传承。若从政治上讲,那还要以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主,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法后王”。荀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是孟子一派过于强调“法先王”,“言必称尧舜”,什么事都按尧舜的方法办。荀子对孟子一派有所修正,“隆礼义而杀诗书”,“杀”是减少、降等的意思,就是要把《诗》《书》地位往下降,把“礼义”的地位往上抬,把当世的事情放在首位,我认为这是当时儒学策略的一个调整。
荀子重视文化传承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就是“传经”。荀子是“传经”之儒,我们没有听说过孟子传经,孟子在“弘道”方面做了许多事。而在“传经”方面主要是荀子做的。孔子之后有两个大人物是传经的重要代表,一个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再往后就是荀子,汉代的经典传承是从荀子这一派下来的,这也证明了荀子对文化传承是很重视的。比如说《诗》学,《诗》学在汉代分为四大派,除了齐《诗》以外,毛《诗》、鲁《诗》、韩《诗》应该都是荀子传下来的。还有《春秋》学,《春秋》三传,除了《公羊传》之外,《谷梁传》《左传》两派也都是从荀子传下来的。
而且,在先秦,荀子第一个提出“读经”的概念,当时他没有提《周易》,其他五经都提到了,那时候的“五经”差不多是一个小百科全书。《诗经》是文学,《尚书》《春秋》是历史学,《礼经》是社会学,《乐经》是音乐学,那时候读了五经,基本知识就够用了。所以,荀子说,读了“五经”,“天下之道毕矣”。总之,我们可以从经学的研究方向好好研究一下荀子。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哲学的研究方向来研究荀子。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搞哲学史的人只讲两个对子: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按照这样一种很死板、很教条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变成了简单的“贴标签”。80年代以后,大家就反对这个模式,要按中国思想史的本来面貌来研究它。
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思想史上有没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传统呢?我认为还是有的,只是不要把它绝对化、教条化就好。从唯物论的角度看,荀子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唯物主义的人。后面的人,柳宗元也好,刘禹锡也好,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也好,都是从他这个路子下来的,应该说还有一个唯物论传统的。我认为这个唯物论传统一直到张岱年,张岱年对历史上唯物论传统钟爱有加,其中他最喜爱的是张载。80年代中期我们思想史研究室的包遵信发表过一篇《唯心主义再评价》的文章,对唯心主义评价很高,却相对贬低了唯物论。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包遵信讲了他的观点,张岱年先生听后非常生气,坚决予以反驳。他认为绝不能抹杀唯物论哲学家的历史贡献。
如何来评价荀子唯物主义的思想呢?我个人认为,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派对自然界的认识上,荀子唯物主义一派哲学家,可能更接近真理。我自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上帝鬼神。我曾经问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上帝存在吗?”他说:“上帝怎么不存在呢?”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经常会碰到“天”这个概念,它到底是自然之天,是神学之天,还是义理之天。我觉得可能就是自然之天。神学之天,义理之天,都是人们加上去的。所以,从一种“求真”的角度去考虑,荀子唯物主义一派哲学家可能更接近真理。
但是,我们人类还有一个“求善”的诉求。在“求真”之外还要“求善”。“真”“善”有的时候有矛盾。因此我觉得,荀子唯物主义一派哲学家可能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把一切可能有的神圣价值都解构了,由此而失去了对天的“敬畏”,对很多应该“敬畏”的事情缺乏足够的“敬畏”。而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恰恰就缺乏这样一种“敬畏”之心。
最近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天”加上一点“敬畏”的内涵。古人非常聪明,“神道设教”,“神道”是为了“教化”而设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从西周以来,天、天命一直具有神学的意义,到孔子之时“天”和“天命”也一直具有神学的意义。到了荀子之时,就排除了“天”和“天命”的神学意义。我们中国哲学史不能少了这个东西,不能没有对“天”的神学意义的反面的质疑,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真理出现。但是,“真”和“善”之间的关系,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这是哲学家应该好好考虑的事,我想这个意义也很大。
前面我们说到,最近三十年荀子的学术思想受到了冷落。其实,这也不只是最近这三十年的事情,两千年来荀子的学术思想差不多一直受冷落。汉代重经学,轻子学。唐代韩愈说荀子“大醇而小疵”。宋代《孟子》升格为经,《荀子》一书倍受冷落。所以在以往的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史中,荀子的地位一直不很高。我认为,我们要重新给他一个历史评价和定位。
梁涛教授近年提出“新四书”,“新四书”中包括《论语》《孟子》,这两部书是老“四书”原来就有的。他的意见是要把《大学》、《中庸》回归《礼记》,把《礼记》当成一本书,这个意见清初的陈确曾经提过。《礼记》原来并不是一本书,是汉代儒者将许多儒家文献编在一起的结集,内容很杂。其中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孔子的“大同”思想就见于《礼记》。第四本就是《荀子》,把《荀子》提高到“经”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提议是必要的,“事在人为”。我们大陆道家研究一直都很低落,但是出了一个陈鼓应,把道家学术弄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这就说明要“事在人为”。最重要的,我对梁涛讲过,要写出有份量的研究着作,要有四五十万字有份量的研究着作立在那里,要花工夫写一本像样的书。这些年来,在学术界还没有关于《荀子》研究的代表性着作。虽然我们有些学者在研究“气论”这一派的传统,但是专门研究荀子的,非常有代表性的着作还没有。我希望能够出现这样的学术研究着作。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16年0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