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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文学史之外，郑振铎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文化史、文献史、艺术史、考古学等方面的论文着作和大型图谱。

　　从20世纪20年代起，郑振铎就对中国版画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与鲁迅密切合作，编印过着名的“刻的丰碑”《北平笺谱》及《十竹斋笺谱》。当时，鲁迅就认为郑振铎是对中国古代版画搜集最多、研究最深的人，希望他写出一部“万不可缺”的中国版画史。

　　郑振铎牢记鲁迅的殷殷期待，克服重重困难，自1939年至1947年，陆续编选影印出版了线装二十多册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共收版画1000余幅，从唐至清的典籍、佛经、小说、戏曲等古书的插图以及画谱、笺谱里，博采精选，编成中国版画第一部最重要的史料书。1952年，他又花费五个多月时间，从这部图录里精选出300余幅代表作，再加上精心补充的200余幅作品，编成《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

　　1956年，郑振铎雄心勃勃地开始编选规模更加宏大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设想影印约500种的古代版画书或带版画的书。但遭当时极“左”思潮阻挠，只完成了一小部分计划。然而1957年8月，他在养病期间终于奋力写就《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这也是他一生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学术专着。

　　1946年11月，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和其支持写稿的《周报》等刊物均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暂时失去发表政论阵地的他，便把主要精力转到学术研究和出版上来。除了继续主编《文艺复兴》月刊，编选影印《玄览堂丛书》和《中国版画史图录》等外，他又启动了一个新的大项目，即编印一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郑振铎根据可靠的田野考古和专家着作，参考各种资料并四处摄影，将可信有证的实物图像、史迹名胜、陵墓碑版、美术工艺及历代衣冠风俗的图画等，以系统的历史观编排起来，再附以自己的研究文字。

　　郭沫若盛赞：“郑振铎先生以献身的精神编纂这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这是应该国家做的工作，而郑先生以一人之力要把它完成。”周予同说：“振铎是我们的朋友中生命力最充沛的一位……他时常有将全生命贡献给值得贡献的事物的心。近十年来，他将生命毫无顾惜地耗在‘笺谱’‘版画’的搜集与印刷上，最近更耗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上。这都是近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傻工作。”翦伯赞说：“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我认为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有了这部书，中国的历史，便会从纸上浮凸起来，甚至会离开纸面，呈现出立体的形象。”

　　当时的客观条件非常艰难，《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出版时断时续，直到1951年才较圆满地完成。

　　历史图谱的延迟完成，除了客观条件艰难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郑振铎“自找苦吃”，在1947年同时又上了几个大项目，另外编印了好几部大型图集。这是他驰神旁骛、心不专一吗？不，因为那几部图集也都有不得不出的理由，这一切虽然影响了历史图谱的进展，但他却也作出了更伟大的贡献，创造了更惊人的奇迹。

　　郑振铎在编历史图谱时，搜集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图书。其中，有记载或透露了斯坦因、伯希和、勒科克、格鲁威特尔、鄂登堡、哥司罗夫、大谷光瑞等外国人，在20世纪初以来从我国西北等地掠去的大量文物的劣迹。看到这些古画照片，他一方面赞叹先人高超的艺术才华，另一方面又无比痛恨外国“探险家”“考察团”的巧取豪夺和国内当局的腐败无能。

　　郑振铎认为自己有责任专门搜集、影印一本《西域画》，以把英、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者怎样在我国西陲等地恣意掠夺文物和艺术品的无耻面目完全暴露出来。而同时，他又耗费巨大精力编印另一部《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同历史图谱和西域画不一样，这些古明器陶俑都是他当年节衣缩食以一人之力在动乱中抢救下来的文物。

　　在编印《西域画》等书时，郑振铎得知收藏家张珩的“韫辉斋”原藏古画被人售往美国。因实在无财力截留之，他就又克服困难影印了一本《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他在序中说——

　　乃复发愿，欲选刊海内外所藏我国名画，抉别真伪，汰赝留良，汇一有系统之结集，以发时人之盲聋，而阐古贤本来面目。

　　而所谓“以发时人之盲聋”，除了指提高大家的文物、艺术鉴赏水平外，更是指提高大家的爱国主义觉悟。而所谓“有系统之结集”，就是他主编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全书共九辑，1500来页。从汉至清，每一个时期都有那么多古画流到“域外”，《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的出版，便把这一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给每一位读者，促使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20世纪50年代初，郑振铎还撰写和编印过《伟大的艺术传统》和《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从1953年起，他主编影印了大型的《古本戏曲丛刊》。由于他的不幸牺牲，这部丛刊至今还未出齐，但如今已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诚如郭沫若所言，郑振铎以一人之力所做的许多大型图书，放在今天都是只有集体才能完成的国家重大项目。于此，我们对郑振铎崇敬和佩服之情更是难以言表。

一位真正的人文科学大师

　　一位波兰学者在郑振铎牺牲后，曾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中国当代学术界中人文科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因为，“中国人文科学未来的发展——特别在有关古代中国的部分——主要依靠两种因素的适当结合，即中国传统的渊博知识和研究科学问题的现代方法”，而郑振铎的学术活动“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同时，他又能把个人的学术工作和比较实际的活动协调起来。许多年来，他成功地为他的祖国服务”。

　　我认为，郑振铎接受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吸收了现代文明，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因此他能比较自觉地站在人类社会的精神巅峰，从整个世界的精神生产的大范围来考虑学术问题。他勤奋学习先进学术成果，努力整理中外文学遗产，以夸父与日逐走和普罗米修斯盗取神火的大圣大勇精神，在中国学坛上点燃了耀眼的爝火。

　　郑振铎无比热爱祖国的文学和学术遗产，在这笔无比丰厚的遗产面前，他毫无畏葸感，也不沉溺其中，在整理和研究工作之中，带有现代大生产的那种巨大的规模、广阔的背景和无限的吞吐力。郑振铎的这些功绩雄辩地说明：只有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思想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意识实行决裂，只有在和世界文化与进步思潮的广泛联系中汲取新的科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只有脚踏实地不畏艰苦地耕耘，而不是轻松自如地将一些洋名词与杜撰的术语挂在嘴上炫耀，才可能有效地整理和研究文学、学术遗产，才可能使这些文学、学术遗产真正为建设新文化服务，才可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与读者的考验。从这一点上说，郑振铎的工作必将对我们以及子孙后代显示出永久的启示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