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
翻译家傅雷是很认真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很较真的一个人，此乃性格使然。无论对翻译事业，对国家命运，还是对己，对友，对家人，傅雷都很认真，也很较真。
一
傅雷是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说，傅雷是在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度过了抗战岁月。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语很好，汉语同样很好，达到了能自由创作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大都是通过《傅雷家书》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学法语，傅雷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认真。
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语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汉语不好，写下的文字别别扭扭，读起来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汉语。《傅雷家书》的流行和名气远胜于傅雷的译文，从这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傅雷的语言好，再加上工作认真，其译文拿出来，当然就很好。但傅雷还是利用种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过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知晓他们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又比如，他会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发现汉语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鉴到自己的译文中去。
傅雷读伏尔泰，会发现伏尔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同时也发现，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无的讽喻”。比照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能力表达出这种精妙来。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译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但傅雷知道谁的译笔比较适合伏尔泰，他在书信中告诉傅聪：“这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
傅雷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他曾熟读老舍的小说，不过未能解决问题。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遗憾地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
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时时都好。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其实有这样的较真态度，是可以保证译文文字质量的。
二
说到翻译工作方法或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莫罗阿，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从18世纪的“启蒙”，到19世纪的“写实”，到20世纪的“现代”，都是法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本着为启迪中国民族精神，来奋力做他的翻译的。当然，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着，不厌求详”，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再次，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
傅雷于1942年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满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才由南国出版社出版。另外，上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文是傅雷在抗战期间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傅雷出于对自己译文的不满，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在一篇介绍性文字中，他甚至这么说：“这部近代古典巨着，初稿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这样，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约37年的时间认真工作，翻译了约500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其中巴尔扎克的10多部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传》最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由于傅雷，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赢得了比在法国还多的读者，赢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命运。
三
傅雷性格中倔强较真的特点，让他平时待人接物同样十分认真，使他成了一个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刚直不阿之人。
据说，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这两个字，他全让给了夫人朱梅馥。这一点，《傅雷家书》中可见端倪。
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傅雷也持了一种“苛刻”的态度，大概是他不容许那些文字上的差错出现在译文中，大概这些错误排成了铅字，印成了书后太扎眼，太“煞风景”，让他看不下去。
杨绛在《忆傅雷》中谈道：1954年，有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后被会议组织者作为会议文件而印发。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钟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傅雷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简直就像是在训斥自家孩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对儿子傅聪、傅敏近乎于苛刻甚至残忍的要求，要求他们做一个有用的人，有出息的人。儿子性格、脾性中的一些弱点，一些不入他眼的做派，傅雷是十分计较的。《傅雷家书》在，读者自可明鉴。
傅雷对他人译文质量的这种“较真”，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太过分了一些，但傅雷毕竟是傅雷，倔强较真的性格使得他说话根本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当然，就事论事地说，他挑人之错本身没错。钱钟书写信批评他之后，他有段时间也不搭理钱杨两口子了，但不久，就又恢复了书信来往。大概此时，傅雷的气早就消了。
翻译总是会出错的，翻译家不是神仙，译文出自凡人之手，总免不了偶尔有一点点小错。傅雷自己的翻译虽然总体上做到了“信达雅”，但有些地方还是出了错。记得我曾工作过的《世界文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谈及傅雷翻译梅里美小说《高龙巴》中30余处差错。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傅雷已经作古，不可能听到读到，有所反响。
真难想象，要是傅雷读到郑文，又会作何感想。不过，要说明的是，傅雷动手翻译《高龙巴》，是在他最初留学法国和初习翻译的1928年，那时他的法语水平、翻译能力跟其后来巅峰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顺便说一下，我本人也于20世纪90年代复译过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和《柯隆巴》，翻译中恰好参照过傅雷与郑永慧两位先生的译本，各有千秋，而傅雷译文中的小小“外伤”，应该无损于其译本的整体水准。当然，我后来也注意到，施大悲、叶君健，张冠尧等人也翻译过《卡门》。大致比较了一下，真的是各有千秋。
回顾我自己的译本，只觉得无法超越前辈，但求能处理得有些不同，个别处有些创新。我想，学习、欣赏、宽容、不吹毛求疵，这大概就是我对待前人译作的态度。这也是我学习傅雷翻译后的一点体会。后来，我对梅里美《卡门》《柯隆巴》等几篇小说译文的校改修订工作，在浙江文艺版、中国文联版的编辑过程中一直都在继续重做，今年的修订则是为未来三联版而做的。可以说，没有大师傅雷在先，我对梅里美作品的翻译也不可能做得如此精细，这都是在跟傅雷先生学呢。
20世纪50年代后期，傅雷还是认真地回归了书房，每日里译书不辍。在那段时间里，他翻译好的一些书，如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一直未能出版，即便是社会需要比较迫切的《艺术哲学》一书，出版社也建议作为译者的傅雷改用笔名出版。但傅雷就是不买这个账，他硬气地说：“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
1961年年底，傅雷的一些译作终于获得了出版机会，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幻灭》等。此后，他译着很少，到1964基本告停。他在总结自己时曾说：“我年过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极洒脱的一面，就是中国民族性中的‘老庄精神’，换句话说，我执着的时候非常执着，摆脱的时候生死皆置之度外。”可见，那时的傅雷依然是一个认真的人。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7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