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仅凭陈寅恪在留学生中的口碑和个别外籍学者的评价，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何能被清华聘为导师。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陈寅恪被聘请并非清华的首选，他只是作为候补才被考虑。清华最初想聘请的是“旧学”代表人物章太炎，但章氏一来自视清高，二来对到高校任教一直持怀疑态度，当然拒绝。然后清华想聘请“新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但胡适很谦虚，说自己不够格，转而推荐梁启超和王国维。至于赵元任，按照现有说法和张彭春的推荐有关，这在前面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这张彭春是1910年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赵元任等71人一起赴美深造，所以他推荐赵元任完全可能，而且这其中可能也有胡适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他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为适应国内教学要求，再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就是着名教育家杜威，这其中是否有胡适的影响在内，因未有直接证据不好断定。

　　另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1924年，身份还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却已引起日后成为大史学家的顾颉刚的注意。彼时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当时“国学的趋势”，就把陈寅恪归为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一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国罗福成、张星烺、陈寅恪、陈垣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垣比陈寅恪大十岁，当时因“古教四考”等论着早已名满天下，却被顾颉刚置于陈寅恪之后，无论这是否有意，却反映出顾颉刚对陈寅恪的重视以及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已被国内史学界关注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而这些认可基本都是各方面对陈寅恪的印象和口头评价。不过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陈寅恪的家世为其增分甚多。且不说祖父陈宝箴当年与康粱等人的变法经历及在湖南的改革功绩，仅仅父亲陈三立的民国大诗人身份和大哥陈衡恪的大画家身份，就能让外人对陈寅恪格外尊重。而来自与陈三立多有交往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民国遗老如陈宝琛、沈曾植、夏曾佑、郑孝胥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也对陈寅恪“学问很好”这一点大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外国人士和旧学权威的评价，比来自治“新学”者的评价可能更为世人认同，特别是在“学问”这方面。例如早在1902年陈寅恪随其大哥陈衡恪第一次赴日留学时，在上海见到李提摩太，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忆壬寅（1902）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这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来往密切，是那时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对陈寅恪即便只是出于客气的赞许之词，也会引起国人的关注。

　　至于旧学权威的推崇也很多，如俞大维晚年曾提及陈寅恪和夏曾佑交往的一件事。说陈寅恪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拜访他父亲的老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等到陈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这回忆出自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不过这回忆在时间上有问题，就是陈寅恪1949年后一直在大陆，而俞大维在台湾，两人似乎没有机会相见。但当时一些所谓的“封建遗老”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旧学殿军式人物对陈寅恪的学问都给予褒赞，倒是确实的。作为佐证，不妨再说一个罗振玉对陈寅恪的评价。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王国维的临终托付“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以及陈寅恪所写《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等文字，让学术界认为陈寅恪是王的“后继”。罗振玉也致书陈寅恪说：“忠悫（清帝溥仪赐给王国维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又据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日记：“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王国维）先生后起矣。”虽然罗振玉此言写于1927年，但如果陈寅恪在此之前一点名气也没有或者学术上没有任何值得罗振玉重视的东西，那罗振玉自然不会对陈寅恪有如此高的评价和期待。

　　当然，陈寅恪的名气之大，也离不开治“新学”者的认可甚至鼓吹，这其中胡适的意见当然非常关键，因他就是“新学”代表。公开的评价且不说，只看胡适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评价：“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当然这是1937年的日记，那时陈寅恪的学术地位早已确立，不过胡适连用三个“最”字表明他对陈寅恪的学问确实佩服，此外就只能从标点用法等处找陈寅恪的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