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当时和吴宓一样认为陈寅恪很有学问者大有其人。先看同为四大导师的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的回忆，在他们所写的《忆寅恪》一文中，对还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这样评价：“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同样的话在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中也出现过，只是在“一对石狮子”后加了“是最干净的”几个字，褒赞之意更加明确。如果说这“石狮子”的说法只是对他们二人道德品质的称赞，则说他们是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就是对其学习方面的称赞。着名学者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此处由于是傅斯年本人所说，故另一人变成了俞大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出现过，只是这“两人”是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差异而已。

　　要说这俞大维，和陈寅恪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他生于1897年，浙江绍兴人。他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虽为哲学博士，却精通军事，还是弹道学专家，也因此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1993年7月8日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着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他带着去的，同船者就有陈寅恪和他大哥陈衡恪，所以鲁迅和陈衡恪是留日同学，后来又都在教育部任职，关系极为密切，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两人交往的记录。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妻子，其姑丈就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以陈寅恪是其表哥，另一表哥那就是陈衡恪。陈衡恪是民国时着名画家，彼时连齐白石都不如他名气大，而齐白石也正是在陈衡恪大力推荐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俞大维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如今我们常说某人是名人之后或者什么世家子弟，其实这话不是随便说也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起的。

　　总之，在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是得到近乎最高评价的人，加上此前他留学哈佛时被称为“哈佛三杰”，说陈寅恪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绝对没有问题。而那时国内学者到欧美访问者日益增多，他们即可能将听到的这些信息带回国内，无形中提高了陈寅恪的知名度。此处不妨列举两个例证。一个是后来被鲁迅视为死敌的陈源（陈西滢），他在《西滢闲话》中描述对陈寅恪的印象：“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陈源不是一个轻易相信别人的学者，而且当时他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对中西文化应有很多了解，却对陈寅恪的议论如此佩服。

　　还有一位是李思纯，这位着名历史学家比陈寅恪年龄小三岁，也曾在欧洲留学多年。他1922年在柏林时曾与陈寅恪交往，对后者有很深印象：“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纯窃味乎其言，非欲阻国人以勿治西洋文学。但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

　　此外，在当时陈寅恪留学期间，那些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对陈寅恪是否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传说中那样，有过很高的评价呢？应该说，至今没有找到明确资料证明有欧洲的大学者对留学欧洲期间的陈寅恪有高度评价。不过在留学哈佛期间，据《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作者陈怀宇的考证，着名梵文学者兰曼教授对陈寅恪十分欣赏，但陈寅恪只是一个不拿学位的留学生，也就不会真正得到哈佛校方的高度关注。倒是着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对陈寅恪有很好的评价，只是这评价不是针对陈寅恪一个人，出处则见于1921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的吴宓日记：“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所写之《忆寅恪》中也有一段提及哈佛大学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文字：一九二四年，元任收到了张彭春信，要他回清华办研究院。那时元任在哈佛教书。……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任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他在柏林。他回信好玩得很，他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陈寅恪少有的显示其幽默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