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郁达夫是现代史上的大文人，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卢梭”。这个少年时代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过医科、政治学，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过大量的西方小说。1921年，二十五岁的郁达夫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沉沦》，轰动文坛。

1922年，郁达夫回国，为生计故，他到安庆法政专校、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教过英语、统计学。其实按大学教授的路子走下去，他的生活不会成太大问题，但郁达夫很“任性”。有人说，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郁达夫也对别人说：“谁高兴上课？马马虎虎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至极！”

后来教文学的郁达夫也没有好好教下去，他的心性已经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了。用他的话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1924年，心里虽然感到非常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就上来一口气，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就这样，他从体制内一步步退到边缘。从日本回国工作，仅仅四年，他就辞去教师工作，到上海加入创造社，做起专职作家来了。

离开体制也做了一个“文学青年”

其实，郁达夫是知道文人命运的。1923年，二十岁出头的沈从文想“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沈从文离开湘西到北京，考大学的梦想破灭后，又做起文学立身的梦。因为学历太低，没有资历，他想靠写作来养活自己，这几乎成了不可实现的梦想。处于绝望中的沈从文给京城的几位名作家写信，这当中就有郁达夫。郁达夫抽时间按照地址找到这个冒昧的文学青年。在一个由储煤间略加改造的小房间（沈从文为其命名“窄而霉小斋”）里，他看到屋里没有火炉，沈从文只穿着两件夹衣，用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旁写作。郁达夫马上将自己的围巾解下，给了沈从文。时近中午，郁达夫请沈从文到外面吃饭。两个人在小饭馆吃了一餐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将剩余的三元多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就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又提到这件事。后来，郁风说：“沈从文先生对我说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其时郁达夫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在北大只是讲师，薪水并不高。加上时时帮助他人，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当晚，在激愤之余，他写了名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他为文学青年指出上、中、下三策，“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上策不行，他的结论就是做贼，或去革命。郁达夫劝别人在行，但这并未阻止沈从文继续文学的梦想，也未阻止他自己三年后离开体制，同样做了一个“文学青年”——虽然此时他已是成名作家，但也只有二十多岁。郁达夫和郭沫若编辑《创造》季刊时，刊物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二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进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以手指做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成名作家的收入其实不低，郁达夫的稿费标准是跟鲁迅、茅盾等人差不多的一等，即千字七八元。郁达夫辞去体制内工作后第一年的收入约两千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几万元。但他的花销太大，造成生存的压力也太大了。在郁达夫的日记和书信里，多处可见其对稿酬收入和家庭支出问题的在意，这些事有时令他寝食不安。他好酒，日记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听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到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两件，我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的文人心态、孩子心性、浪漫气质、质疑型人格，让他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他有家累，但在外又不断地陷入吃花酒、谈恋爱事件中。生计压力之大，加剧了他的敏感、神经脆弱、暴露癖和愤世嫉俗。他在日记里感慨：“经济不充裕，想买的书不能买，所感到的痛苦，比肉体上的饥寒，还要难受。”为了挣钱，他写了大量的游记，以至于跋山涉水写游记成了他的职业。有一段时间，他每日至少需要创作五千字。他曾说：“若不趁此好天气多读一点书，多写一点稿子，今年年底怕又要闹米荒。”

他的生活过得不如意。他想过好，却把自己过成了民国文人中“绯闻”或“家丑”最多的人之一。他移情别恋，跟杭州美女王映霞的爱情闹得举世皆知。但几年后的1932年，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现实状况，王家人督促郁达夫将其所有着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予王映霞。

郁达夫答应并照办了。一年后，郁达夫迁往杭州。朋友们或者摇头，或者劝阻。鲁迅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郁达夫的“任性”让人见识了一个文人的品性。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风雨茅庐”，有三间住屋、两间书房，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据说这笔钱是一个小他很多的女学生提供的。郁达夫在此屋内仅住过三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房契上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跟王映霞热恋时，郁达夫把他们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把跟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做了详细记载。但“风雨茅庐”建成后第二年，即1938年，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郁达夫谨启。”

郁达夫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部作品。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无论多么深思熟虑，都是感性的、孩子气的。同样感性的弘一法师曾对郁达夫说：“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郁达夫对金钱的看法也相当孩子气。有一次，他请一位朋友到饭馆吃饭，结账的时候，他竟然从鞋垫底下抽出几张钞票交给店员。他的说辞是：“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还有一次，郁达夫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踏。房东老太太看了，说他真是发神经了。

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当他终于顶不住生存压力，而想到体制内求职时，机会已经很少了。1935年夏，郁达夫拟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由阻止了对他的聘任。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看中郁达夫的才华，想重用他，招他去面谈。结果陈仪大失所望，他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认为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我们今天看郁达夫，虽然他的浪漫而坎坷的人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的文字仍给我们真、善、美的享受。他的关怀较少在世俗层面，他铸造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极致之境。他的个性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仍是我们的高标。如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因怀疑革命投机者而被攻击。国共决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到“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但“革命意志衰退”并不能说明一切，我们今天看到，郁达夫贡献的文化遗产是非常有价值的。

来源：《读者》2017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