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

一笔一画地书上签好自己的名字“周有光”之后，他又在下面加了几个字“时年107岁”。翻看周有光的文集，发现他自90多岁起，便有了这个习惯。

从“时年95岁”“时年96岁”……一直延续到现在，末尾数字每增加一个，便有如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这个奇迹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更是未被时光夺走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

在周有光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他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张家二姐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陪他回味这一世纪的风雨。

新世界

1923年的某一天，17岁的周有光登上了从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就是田野。然后再雇了辆独轮车去梵皇渡，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一带，圣约翰大学就在那儿。”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田野上——半个多世纪后再回忆这一幕，周有光发现其极具象征意义：据他考证，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而根据《宋史》，指南车造于1027年。所以，“坐着独轮车进大学，这一下子我就在文化上跨越了900年”。老人又呵呵笑起来，似乎很得意自己的发现。

原名为圣约翰书院的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很多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影响的着名人物，即毕业于圣约翰，比如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圣约翰学费不菲，一学期就要200多银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难以负担的。幸运的是，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听说此事，深知考上这所大学不容易，爱才心切的她竟然说服自己的母亲当了家里的一个皮箱，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

报考圣约翰之前，周有光听前几届的同学说，报名表上的照片必须是要穿西装的。周有光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西装，好在照相馆里有西装道具可以借。西装是穿在身上了，可是摄影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搭配，先给这个年轻人打了一个领结，想了想，然后又在脖子上套了条领带。“我把照片寄到上海，同学看见了赶紧给我退了回来，让我重拍。想起来有意思极了……”每当想起这个小插曲，周有光都会乐不可支。

圣约翰大学的生活，则在自嘲为“土包子”的周有光面前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圣约翰虽然是教会学校，以推广基督教为目的，但在学校里面是非常自由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没有人强制我们。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主要来自英国或美国，学校所有人都要用英语，连门房都讲英语。”当时的圣约翰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他们主要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之类的科目。钱锺书的父亲、着名的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有一天钱先生来上课，出个题目，让我们下去做篇文章交上来。其中一大半的人都用钢笔写的，我是用毛笔写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大骂：‘你们是中国人嘛？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工具都不能用？’凡是用钢笔写的文章都被退回去，重新用毛笔写了送来。”几十年岁月倏然而过，可是生命里经历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周有光在很多回忆中都提及这样一个故事：学校阅览室的中英文报纸特别多，有一次，周有光那里看报纸，碰巧一位英国老师也在那里。这位老师把周有光和另外几位学生叫到外面去聊天，问大家平时怎么看报纸。周有光很纳闷老师的这个问题，看报就看报，还要“怎么看”？老师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完报纸，要问自己：今天这些消息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最后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查百科全书。”这一番话让周有光受益颇深，“我后来就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很快就感觉到进步得非常快，而且把自己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活动连成一片”。学会自学、学会独立思考，这是圣约翰大学留给他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

流水般的爱情

如果说周有光是一个传奇，传奇的另一端就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几年前，着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书，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更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奇。张家曾是安徽一望族，其发家史来源于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曾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张家第三代，也就是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出生于清末。受新思想影响，他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开办了着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

“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当时有人还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投资教育的张武龄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着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许多思想激进的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袭、张闻天、匡亚明等人。不过现在看来，张家的这种长线投资是非常值得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子女名字都十分有趣，除了都有一个“和”字外，男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宝盖头”——比如宗和、寅和、定和、寰和、宁和，据说这是因为儿子留在家里；而女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儿”——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儿”字两腿向外翘，意味着女儿都要嫁出去。

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又恰好与张允和同学，张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周有光相识。周有光大学毕业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两人离开苏州去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作为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两人在上海逐渐接触频繁。

张家二姑娘允和热情奔放、性格外露，当年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不仅在学校里是位风云人物，在社会上也小有名气。她的大头像曾被放在照相馆橱窗里做广告，而且还当过杂志的“封面女郎”。

两人谈恋爱时的一件趣事，后来经常被周有光提起。一个周末，他和张允和一同到杭州灵隐寺游玩。虽然是自由恋爱，但两人也不敢手拉着手走，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一个和尚也一直跟在他们身后。两个恋人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他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突然开口问周有光：“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原来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周有光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热恋之后该谈婚论嫁，周有光又踌躇起来，与显赫的张家相反，周家只算得上是小户人家，他给张允和写了封信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性格明快的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写满十几页纸的信，热烈而坚定地告诉她所爱的人：“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于是“从小手快嘴快脑子快，是‘快嘴李翠莲’”的张允和，又成了张家十个孩子中第一个迈进婚礼殿堂的人。

周有光说，有趣的是，三个月后，张兆和也披上了婚纱。而她和沈从文的爱情则是另一段广为传颂佳话。当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他开始执着地写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拿了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岂料开明的胡适不但不以为怪，还帮着沈从文“游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还笑着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斩钉截铁地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没想到，张兆和最终还是被执着的沈从文攻下了“心防”。这里面也有张允和的一份功劳。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工作的沈从文冒冒失失地跑到苏州张家，不巧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去了，“接见”他的是张允和。有些紧张的沈从文留下旅馆地址就匆匆离开。张兆和回家后，不好意思去旅馆找。经不住允和一番撺掇，她最终还是羞羞答答地去了旅馆，又用允和事先教好的“台词”，把沈从文请到家里，两人关系自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沈从文后来总是用他的湖南腔调，拖着长声喊张允和“媒婆”。而张允和每每回忆起来，也忍不住得意于自己的这一角色。

张家是大户人家，四姐妹自然都是名副其实的名门闺秀，但是几个女婿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的权势人家。四姐妹的大姐张元和喜欢昆曲，后来喜欢上了当时着名的昆曲名角顾传玠。虽然顾传玠在昆曲界的地位相当于京剧界的梅兰芳，但“在那个时代，连梅兰芳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大家认为你嫁给一个演戏的人是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大姐结婚的时候报纸上登出来‘下嫁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在当时也不过都是家世清贫、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不过好在张家父亲相对开通，不干涉女儿婚姻。而他们后来都成就了令人羡慕的一个个爱情传奇。

着名的张家四姐妹，如今只剩下在美国生活的四妹张充和在。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又喜欢张充和，所以很早就把她过继过来。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她的古文造诣因而比其他姐妹都高，张充和嫁给了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的傅汉思。

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1933年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这样一个有如涓涓细流绵长而深远的婚姻，恐怕再少有人能企及。

选择

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学生毕业之后通常都到美国留学。周有光当然也想出国深造，可是以周有光的家庭条件自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不过巧的是，两人结婚后不久，张家一位在银行工作的亲戚在清理账目时偶然发现张父在汇丰银行还有一笔两万元的钱。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张武龄给了女儿张允和2000元作嫁妆。“这2000银元，虽然在当时也是个大数目，可是到美国去读书又不够，到日本去是可以的，这样子我和我的夫人就决定到日本去读书。”

周有光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那时候，日本有位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在中国当时也有一批追随者，周有光便是其中一位。河上肇在京都帝国大学教书，周有光便也准备投考这所学校。可是等他们到了京都之后才知道，就在他们结婚前几个月，河上肇因为“左”倾而被捕入狱。想学经济学没有学成，周有光只好改学日文。“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比较糊涂，因为我读的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跟美国接轨比较方便，跟日本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日本只读了一年，因为张允和怀孕，提前回了上海。”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有光被同学推荐到了银行工作，从而进入金融界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结识了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章乃器。有一天，章乃器邀请周有光到家里吃饭，两人从金融业务谈到国家大事，颇为投缘。所以当章乃器在1935年组织救国会的时候，周有光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的银行界的秘密小组在什么地方开会呢？谁也想不到——在中国银行开会。下班了，银行都关门了，我们在里面开会，警车也不敢来。”老人有些得意。他与章乃器的关系，也从业务同行，进而成为政治同道。“那时候我家在苏州，‘七君子’关到苏州，家属来探监，都是先住到我家。所以‘七君子’都是我的好朋友。‘七君子’事件中，假如当局再多抓几个人，我就要被抓了。”周有光回忆。

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周有光始终与政治有一段距离，救国会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政治组织。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隐隐有了自己的选择。张允和本人也与章乃器、胡子婴夫妇私交甚好，也许受此影响，原本坚决反对周有光涉足政治的她，不仅自己参与进来，而且后来也为营救“七君子”而四处奔忙。

“七君子事件”很快因为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得以解决，而整个中国却陷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之中。“留在上海还是去重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在日本留过学，日本人当时经常用这一招，他见你在上海，就来访问你，明天就上了他们的报纸。这样无形之中就把你变成了汉奸。我们想这不行，决定马上就去重庆。”周有光说他工作在身，暂时脱不开身，瘦瘦小小的张允和带领全家老小，一路辗转，逃到重庆。

在日军狂轰滥炸下的重庆的生活，张允和后来回忆起来只有寥寥数语：“这种生死关头，有光又出差在外。命运为锻炼我，把最难的‘题’都留给了我一个人。不幸中的万幸，炸七星岗的时候我在上清寺，炸上清寺的时候我在枣子岚桠，炸枣子岚桠时我又在七星岗……”可以想见，其身体及精神所受之苦，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道尽。

八年抗战，给周有光与张允和夫妇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一道伤痕。1941年，6岁的女儿小禾突发高烧，一个普通的阑尾炎终因医疗条件恶劣而告不治。张允和在回忆里也只简短地写了：“我的眼泪可能流干了，这次惨痛的事件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再向人提起过这件事……”周有光也极少提及此事。很少写诗的他在小禾去世后，写了一首《祭坟》，最后的一段至今读起来还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抗战结束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作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银行业急于在战后恢复原貌，派一些人到美国学习。周有光把儿子安顿在苏州老家，与张允和一道漂洋过海，到了纽约。在银行工作的待遇很好，工作之余，周有光把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见他每天都去，而且极为认真，还专门留给他一个小房间，任何时间都可以过去看书。周有光记得，爱因斯坦有过一个计算：人的一生，除去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大约有13年，而业余时间倒有17年。“一个人是否有成就，决定于他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正好给了周有光一个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先进知识的大好机会。

1948年底，周有光在美国的工作告一段落。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周有光和张允和回国之前，乘坐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从美洲到欧洲、再到非洲，做了一次环球旅行。

1949年初夏，周有光与张允和回到了阔别了几年的上海。不久，周有光所在的新华银行又派他到香港发展业务。在香港，周有光又碰到老朋友章乃器，与这些“左派”打得火热。就在这时，上海方面传出消息：国民党要对周有光下手。银行方面赶紧把消息传给周有光。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还记得：有一天，还在读初中三年级的他突然被母亲从课堂里接出来，告诉他明天就去香港。周晓平还惦记着自己的学业怎么办。国共之战的形势发展之快是谁也没有料到的。5月27号，共产党宣告上海解放。在香港的一家人高高兴兴地马上买回上海的船票。6月6日，他们乘坐的“盛京轮”回到了上海。不过彼时的上海滩也并不宁静，周晓平还记得黄浦江上还漂浮着水雷，一船的人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选择“红色中国”？近些年来，周有光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这种持续不断的追问，也让周有光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几十年前的历史场景，他试着来解释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重庆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会，周恩来任副主任。政协每个月召开座谈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每次都邀请我参加，所以我和周恩来非常熟悉。那时候周总理每次开会都讲：我们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的。当时还选出一批社会知名人士访问延安，毛泽东和他们会面时也说：中国的出路就是搞民主。我们那时候都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自然愿意接近共产党。而且经过抗战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都特别爱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很快就回来了。”

回国之后的周有光，到了复旦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教授经济学。不久，曾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经济学家许涤新找到周有光，让他到华东银行兼职。“三反”“五反”运动很快接踵而至，身边不断有老朋友或旧同事自杀，周有光感觉不妙，后来退出银行，一心在高校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