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浣心

　　王任叔是我国着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笔名巴人，上世纪20-30年代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王任叔参加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这段历史在对王任叔的研究、纪念文章中鲜有人提及。

　　新中国成立后，王任叔出任我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后担任《鲁迅全集》出版委员会负责人；1954年至1959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

　　王任叔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文、散文、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等体裁全面开花。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领导期间，一系列有影响的古典文学名着整理出版，继1952年出版了七十一回本的《水浒》校注本之后，1954年《三国演义》、1955年《西游记》《三顾茅庐》、1956年《杜甫诗选》《老残游记》《诗经选》、1957年《红楼梦》《苏轼诗选》《老残游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58年《韦庄集》《关汉卿戏曲选》《离骚今译》《儒林外史》《长生殿》等陆续出版。

老友并肩整理古籍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1958年2月9至11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共19人，组长齐燕铭，每位成员都鼎鼎大名：叶圣陶、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小组下设哲学、历史、文学三个分组，由潘梓年、冯友兰、翦伯赞、郑振铎、何其芳等人负责，分组成员除小组成员外，还邀请了文史哲方面相关的专家学者，由古籍小组将大家组织起来，制订古籍整理出版的长远计划和1958年的计划。其中文学组由郑振铎、何其芳负责，组员中除了古籍小组成员叶圣陶、赵万里、罗常培外，增加了王任叔、王伯祥、王瑶、余冠英、吴晓铃等21人。

　　这些专家学者中，郑振铎、杜国庠、阿英（钱杏邨）同王任叔皆为“左联”成员，可以说是30年后的再聚首，共同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中。三人中，郑振铎与王任叔关系尤为密切。

1957年，郑振铎就《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的出版事宜，以信函的方式与王任叔多次沟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也就在插图方面，要不要增加若干？要不要抽换若干？”“《插图本文学史》已付印否？要不要由我自己校一下？”“前你社寄来文学史里关于韦庄《秦妇吟》的一页，要我修改。（二编室寄来）我已改好，即由布拉格寄回，不知收到了没有？”信中可以看出，郑振铎与王任叔在当时是一种“作者与编辑”的关系。王任叔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一生中，文学事业上给我以最大帮助和影响的是郑振铎。”两位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30年的友情，在古籍整理规划工作中继续并肩。

受聘编辑波折不断

　　1959年1月22日的《国务院命令》中发布了王任叔的任命情况：“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任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许觉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这一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也准备进行调整，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于1958年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合并后，原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担负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全部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接管。

　　此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除原有的任务外，同时担负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协调工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根据国务院通知，研究决定原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所属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仍然保留，组长为齐燕铭同志，并继续聘请原小组成员为小组工作服务。王任叔在这次调整中仍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但他却始终未接到自己的聘书，因为他的聘书至今还作为档案埋在故纸堆中。

　　聘书

　　社聘字跂跂一八号

　　兹聘请王任叔

　　为本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主任郭沫若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

　　1960年2月，作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的中华书局，就此事专门发文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档案中这样记载：

　　（60）编字第374号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兹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名单列表送上，请查收。你部填发聘书20份，除王任叔的一份齐燕铭同志指示缓发未发外，其余均已转发。王任叔名单中未列。

　　此致

　　敬礼！

1960年2月16日

多年含冤终得昭雪

　　1960年，姚文元在《读书》（1960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巴人即王任叔的笔名，自此，王任叔因“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罪名受到批判。

　　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所工作，随后，他很快又被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职。

　　正是在这期间，古籍整理和出版规划小组将王任叔聘为成员。齐燕铭同志“缓发聘书”的指示也实属必然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齐燕铭这样一位关心、爱护古籍人才的领导，专门作出这样的批示肯定有其难言的苦衷。事实上，1967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

　　王任叔于1964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的日记，在1986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上刊登。从日记中能看出，当时的王任叔内心苦闷，“不知不觉又滑过了一年。什么成绩也没作出来，又进入六四年了。”（1964年1月1日）尽管处境困难，但他仍坚持《印尼史话》的写作。

　　1969年12月21日，王任叔专门到照相馆拍照，寄给儿子王克平，信中还附了一份他写下的遗嘱。

　　1970年3月，王任叔被遣返回浙江奉化，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1972年7月25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文人、风度翩翩的外交家王任叔，在孤寂中病逝，终年71岁，葬在故乡的大堰村后山。

　　7年后的1979年6月28日，王任叔冤案平反，《光明日报》为此刊发消息《着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王任叔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耿飚、廖承志、沈雁冰、庄希泉以及中联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外交部等单位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周扬、李维汉、张爱萍、巴金、谢冰心等送了花圈。

上世纪80年代初，王任叔的代表作《巴人杂文选》、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及《印度尼西亚史》等相继出版，这对已长眠于家乡无名青山下的他是最好的纪念。

来源：人民政协报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