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一

傅雷先生出生那年，正赶上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这是巧合，也是宿命。大清朝气数将尽，不破不立，“新”气象万千，给人带来了希望，同时又注定了要遭遇乱世。过去一百来年，伴随着傅雷走过，不太平的岁月远比太平时日多。

熟悉傅雷的人会告诉我们，他生性耿直倔强，容易愤怒，早在读中学之际，就因为言辞激烈被学校开除。他曾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带头人，以他的天性和少年经历，若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者并不会令人意外。中学即将结束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是不是唯一的一篇还有待考证，但是文学的魔力开始在他的血液里兴风作浪，意味着他终身必然只能与文字为伍。

从此以后，傅雷的所做所为，更像一个标准的文人，始终是有骨气的文弱书生。天下大乱，战火纷飞，血雨腥风，他没有投笔从戎，没有参与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是有意无意地远离暴力和政治。大家都知道，傅雷曾在法国留学4年，出国时只有19岁，等到学成归国，在抵达上海的当天，正赶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又是个国难当头的日子。6年以后，抗战爆发，和当时的很多爱国文化人一样，他曾举家去广西避难当义民，因为交通混乱，受阻于梧州达3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返回上海。又过了两年，到1939年，傅雷历经艰险，又一次抵达内地，赴昆明国立艺专任教，差一点与闻一多先生成为同事。

傅雷没在战时的大后方留下来，他与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犯起了牛脾气，又回到孤岛上海。接下来，他以纯粹个人的形式进行着抗战，在孤岛期间，为了不与日本人照面，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整日埋头翻译。对傅雷的生平进行简单梳理后不难发现，他一生中有两个阶段对翻译是出奇勤奋，成绩也极为惊人，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期间，而第二个阶段，就是被打成右派以后。

不幸有时候也能成为一种动力，面对牵涉整个民族命运的国难，以及个人事业遇到巨大不幸和挫折，傅雷都是选择用译笔来表达他的立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译”圣贤书。一个有品质的文人，在个人行为上究竟应该如何特立独行，在困难面前应该如何进行正确选择，他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也许正因为如此，最后那一幕完全可以避免的巨大悲剧的出现，才会让大家感到非常遗憾，非常痛心。当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傅雷的终极抉择，竟然是与心爱的妻子一起自杀。如此坚强的一个人，如此智慧的一个人，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关没能挺过来？这是一个仍然值得讨论的命题。

二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了翻译家，世界文学将是一段十足的空白。没有翻译家，即使我们像伟大的歌德那样，信心百倍地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语言障碍的高山挡在面前，我们还是看不到山那边的无限风光。

傅雷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翻译上，他的第一本译作是《夏洛外传》，这是一个卓别林演绎出来的故事，是好莱坞的电影，经过法国人改写，再通过傅雷的翻译，变为一道精神菜肴端到中国人面前。我不知道这本书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否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根据译者自述，傅雷希望它能为自己挣几个小钱，结局却是遭到好几家书店经理的拒绝，只能自费出版。

傅雷的翻译最后受到大家欢迎不容置疑，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巴尔扎克真该好好感谢这位中国知音，正是因为有了傅雷的出色翻译，这位法国大作家的心血才货真价实地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从书店的架子上走向千家万户。不止一个人翻译过巴尔扎克的作品，然而傅雷的译本最为我们所熟悉，最容易被大家接受，是公认的品牌。当然，傅雷更应该感谢巴尔扎克，毕竟原创的意义更为重大，没有原创一切都将无从说起，傅雷的人生中如果没有了巴尔扎克，关于他的种种评价，就不得不重新撰写。

吃翻译这碗饭看起来容易，其中的诀窍无奇不有，真正要靠它养家糊口，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许多。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原着版权还是个十分可笑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压根儿没有。谁有本事都可以抢译，谁能占领市场谁就是老大。有太多的文化人涉足过翻译领域，在很多非常尴尬的历史时期，翻译文学作品要比写作更容易生存，来钱更快，更容易成为躲风避雨的码头。巴尔扎克的着作成了傅雷最好的憩息地，同样是在困难关头，很多人就没有他那样幸运。1949年以后，图书出版基本上被垄断，翻译苏联作品成为时髦，许多搞翻译的人不得不跟在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比如也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李青崖先生要翻译莫泊桑，就必须小心翼翼地申明自己的选目是根据苏联的权威译本而定。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办法有点迫不得已，更狼狈的则是施蛰存先生，他只能捡些别人挑剩下的玩意，比如尼克索的《征服者贝莱》，以施先生挑剔的眼光，以他的学养，我不太相信他会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喜欢这些流行一时的作品。

傅雷的幸运在于他的翻译一点都不用勉强，完全可以沉浸在伟大的巴尔扎克身上。同样是被打成右派，同样是拿翻译报酬，靠翻译这门手艺吃饭，傅雷要比施先生自在潇洒很多。很长时间里，巴尔扎克都是一个主旋律作家，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被马克思、恩格斯看好，巴尔扎克有幸成为经典中的经典，翻译他的作品是旱涝保收。

傅雷的最后一部翻译作品是巴尔扎克的《幻灭》，我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巧合。

三

傅雷先生翻译过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段很短很经典的话，意思是说，人不过是一株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生物，人又是有思想的芦苇，因为有了思想，所以也是最强大的生物。一滴水、一缕水汽，都有可能致人于死地，但是人还是比压倒他的世界万物高出一等，因为人类明白世界万物在哪些地方胜过自己。很长时间内，我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话说得太哲学了，有那么一些绕人，到底想说明什么呢？

傅雷是个有才华的人，除了在翻译方面的特殊贡献，他对音乐的爱好、对美术的见解，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说傅雷的这一生可歌可泣并不为过，他是一株芦苇，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但是我们以傅雷为例，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一句，人同时会不会又是一些没有思想的芦苇？因为世界上许多最反人类的坏事，都是人这种高等动物自己干出来的，战争、政治迫害、丑陋的背叛和无情无义，所有这些都和冠冕堂皇的我们脱不了干系。

过去100多年，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成了父辈和祖父那一辈人的噩梦。今天经常响彻我们耳边的“和谐社会”一词，还有那些对于是非与价值的简单判断，如果能早一些流行多好。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庆幸，那个噩梦时代终于结束了，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恰恰是在那个不太好的年代，忍辱负重的傅雷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这或许也解释了一个古老的真理，痛苦的结晶往往才是最美好的。

我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人能像傅雷那样，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翻译文学作品中去，时代已经改变，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已完全不同。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我们，无论是西方的欧美，还是东方的华夏，正在相对地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远离战争和政治运动，社会越来越和谐并且开始讲究双赢。

20多年前，在大学里做硕士论文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但要研究作家原创的作品，还要研究翻译文学的语言。现代汉语的发展壮大，文学语言的日趋成熟，是由这两种力量同时推动的，而傅雷恰恰是翻译文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向我们贩卖和推销了外国文学，还把第一流的汉语范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直接影响了很多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四

一个不懂外语的人，冒冒失失谈论翻译是很可笑的。法国的纪德翻译莎士比亚，把“静得连一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译成了“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为此，傅雷与施蛰存曾有过一番认真的讨论，傅雷认为这个绝对不是错译，而是“达意”和“传神”。英法两国人形容安静有不同的习惯，重点不在究竟有没有老鼠和猫，就像中国人说“鸦雀无声”，鸦和雀都是虚拟的，我们说“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绝不是真有那么好的听力，死抠字面无疑会闹笑话。

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同样，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也许读者根本不在乎傅雷的那些努力，对于翻译作品，匆匆地看上一遍，知道一个大概已经足够，明白几个洋人的名字和故事便算完事。世界文学名着已成为最好的文化装饰，成了客厅中高大书架上象征品位的摆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傅雷的翻译，过犹不及，过分地钻牛角尖，弄不好也会走火入魔。然而有人喜欢的就是这种书呆子气，譬如我，就是傅雷译本的坚定拥护者和受惠者，他译文中特有的那种节奏、那种语感、那种遣词造句的风格，都曾经深深地影响过我。

傅雷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达意和传神上，文字方面的精益求精让读者获益匪浅，我正是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写下这篇怀念文章的。傅雷活着的时候，美文这个词还不流行，因为在老派的人看来，“文”这个字本来就含有“美”的成分，天生就应该是美的，只不过随着文字的普及，随着文化的泛滥，文已经越来越不美丽，越来越不讲究，基于这样的现实，强调傅雷的译着为美文并不过分。

傅雷的远去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文化和文明缺失的昨天，他的浩瀚译着曾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一位法国学者谈到莫扎特，曾说他的音乐不像他的生活，更像他的灵魂。莫扎特的生活是不幸的，他的音乐却充满了欢乐。傅雷的译文也不像他的生活，他留下的文字美丽清新，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傅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来源：《读者》201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