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温德先生的话。温德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有一次，温德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温德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参加极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凭着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蒋介石真出了事情，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北京最大的报纸《世界日报》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他们成立了一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叫“新学联”，区别于“一二·九”时成立的左派学联，并且还有人希望能合并成一个学联。至于是否真正联合，我不记得了，不过至少抗战刚开头的时候，左派、右派间并不是很尖锐的。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

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还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他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于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就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过去，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说得个一文不值，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在这一点上,闻先生跟鲁迅非常相像。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里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而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并不认同。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自己的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如何穷困，比如联大时期给别人刻图章，都说成是他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贫困是事实，但也不单纯就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个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碑文上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所以说，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小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为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来源：《上学记》 何兆武 口述 文靖 执笔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