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华

一

　　唐文宗大和九年冬京城长安“甘露之变”爆发时，白居易正一个人独游洛阳香山寺。

　　从悲剧性上来说，“甘露之变”是中国古代第一痛史。当时，唐文宗与大臣在朝堂上设计谋诛专权的宦官不成，反被宦官仇士良率军所害，转眼间皇帝被幽禁，四名宰相被杀，长安上千士人死难。

　　多日后，长安的消息传到洛阳，白居易坐于窗前久久无语，写下那首《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在白居易诞生前的盛唐时代，帝国气象万千，色彩瑰丽，开边的武功和天下一家的自信，直接影响了士人的内心。

　　但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从中唐开始，长安朝廷对外解决不了藩镇问题，对内解决不了宦官问题。唐宪宗时代的君臣还一度有振作大唐的想法，但“甘露之变”以后，士人中断了忧国忘己、用命朝廷、重振大唐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有一个人的身影代表了唐朝士人最终在心灵上的归宿，他正是在洛阳山野间漫游的白居易。白居易之所以在中国士人心灵史上非常重要，在于他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士人先驱，更是“中隐”概念的最初阐释者和实践者。所谓中隐，界于隐在朝市的“大隐”与隐在林泉的“小隐”之间，即吏隐，具体地说，是在朝廷之外做闲官。“中隐”这种调和折中的处世哲学，深深影响了此后中国士人的人生观。

二

　　白居易生于一个下级士人家庭，自幼聪慧而刻苦，细腻而敏感，喜欢写诗，又有刚直的一面。“安史之乱”后，跟成长于那个时代的唐朝青年一样，他还具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再现大唐盛世。不满二十岁时，白居易去长安漫游过一次，拜见了老诗人顾况，留下那个着名的典故。顾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看完白诗后，又言：“有才如此，居又何难！”

　　二十八岁，白居易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因诗赋才华横溢，一考即中。按当时仕途惯例，进士在朝廷干过一段时间后要到基层锻炼，白居易随后就做了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在周至的日子，白居易笔耕不辍，写出人生第一首杰作《长恨歌》。

　　一时间，长安纸贵，从士民到皇帝，都在争看一个三十四岁青年的长诗，为何竟写得如此悲婉哀伤？这一年是唐宪宗元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06年。此外，他还写下大量关心政事民生的诗歌，因此被正欲有大作为的宪宗皇帝关注，转年一个调令将他调回朝廷，先后担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左拾遗则是朝廷的谏官，只有清正之士才可以担任，由此可见当时白居易的形象。

　　此时的白居易，积极进取，勇于言事，兢兢业业，刚直不阿，屡陈时弊。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将诗歌与政治结合起来，以诗言事，甚为犀利，一时朝野都知道有个白居易。挑毛病还是要继续的，有时让皇上也很没面子。河北藩镇王承宗反，宪宗以他最信任的宦官吐突承璀为主帅，白居易上疏极力反对，认为宦官不应为一军之帅，自古以来没有先例。

　　宪宗很生气，原话是：“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同僚李绛为白居易辩解：“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

　　宪宗毕竟是中唐英主，回答道：“卿言是也。”皇帝可以宽容他，但朝廷上的那些他得罪过的同僚却没那个心胸。

　　白居易左拾遗官期满，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在名臣裴度手下为官，负责首都长安的财政。就在这个期间，长时间患精神疾病的母亲去世了：在园中逐花落井而死。白居易在乡守孝三年多，到元和九年底，才期满回朝。

　　元和十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凌晨入朝途中将其刺杀，御史中丞裴度被刺伤。事件爆发后，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但白居易上疏后，有大臣立即站出来，不是要求捕捉刺客，而是指责白居易：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

　　在这个关节上，有人向白居易砸去了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有人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已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白被贬至此，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

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就上疏皇帝，说白居易不孝，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三

　　从长安到江州，千山万水。

　　白居易一路行来，思绪万千，怎么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这一步？

　　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

　　江州刺史崔能郊迎诗人，在随后三年里，崔能非常照顾白居易。白虽是司马，但实际上是个闲官。江州依长江、靠庐山，优美的山水环境，使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和官场风暴中心的白居易有了一段闲暇的时光。他常一人独上庐山，那里有着名的东林寺。白居易在庐山建了一个小小的别墅。在幽谷花树间，白居易访僧问道，流连忘返。

　　在江州，白居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但实际上诗人仍意气难平。秋天的一个傍晚，白居易于江边送客，萧瑟秋风抚过，诗人感到一丝人生的寒冷。眼前那传来凄美琵琶声的小船，催生了一首杰作：《琵琶行》。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对他来说，那一夜即一生。而那一夜的心境，又可以用《琵琶行》中的两句说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个夜晚，他这样的士人，与一个流浪的琵琶女，又有什么不同？

诗人另一种人生的大幕，似乎已经在江州悄悄地拉开一角。

四

　　后人说江州是白居易的两界山。

　　贬官前，白居易刚直激切，勇于言事，深得东汉士风；贬官后，趋向于独善其身，“世事从今口不言”。实际上，江州虽拉开了幕布，但大曲线上诗人仍是进取的。对诗人来说，真正的“中隐”转折，是唐穆宗长庆二年主动要求外任杭州这个节点上。

　　按唐制，三年为贬官期。三年已到，长安来了消息，任命白居易为蜀地的忠州刺史。

　　忠州离京城长安近了些，白居易的心理上又有一个微妙变化，这在诗中有所体现，《别种东坡花树》：“何处殷勤重回想？东坡桃李种新成。”这个时候，他大约又振作了一下，对长安和未来又有了一丝轻轻幻想。但就在白居易东坡种花树时，京城长安已是血雨腥风：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对白居易又怨又爱的大唐宪宗皇帝李纯暴死。

　　唐穆宗皇帝是读着白居易的诗长大的，所以做皇帝的当年，就把白居易召回长安，在司门员外郎一职过渡后，很快任命白居易为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这是个五品官。

　　按这个安排，皇帝大约有意叫白居易将来做宰相。因为按仕途路线，如果不出意外，白居易随后会被升为中书舍人，然后就是宰相。

对诗人来说，虽有江州的悲观，但经过忠州的迂回，此时可以说为之一振了，于是有诗《初着绯，戏赠元九》：“晚遇缘才拙，先衰被病牵。那知垂白日，始是着绯年。身外名徒尔，人间事偶然。我朱君紫绶，犹未得差肩。”

五

　　就在白居易回朝后，唐穆宗长庆元年春，他在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人了。

　　走之前，白居易仍上疏皇帝，陈列时政之弊，终不为所用。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五十岁的白居易主动要求“外放”做官，出任杭州刺史。《旧唐书》记载：“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这是白居易人生观的真正转折。

杭州三年对白居易来说是闲适的、美好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杭州，白居易用老子无为而治之术，如《三年为刺史》所写：“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这段时间，是他“中隐”理想的一个小小的实践。通过在外为官的“中隐”，在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间，他得了人生的乐趣与安宁。在这种实践中，他发现了一片精神的新天地。

六

　　后来，白居易被任命为刑部侍郎，但此时，“牛李党争”也已趋于白热化，而白居易已有离开长安的想法。乱局下，白居易称病退居洛阳。在洛阳，士人的生活就是游宴山野，诗歌唱和，把酒言欢，形成了唐朝特有的闲情生活圈。这个圈子的心态实际上就是晚唐整个帝国士人的心态。

　　白居易在退居洛阳后，写下了那首着名的《中隐》诗。

　　晚年的白居易，经常一人流连在洛阳的群山中，独自打坐在碧岩之上。

　　会昌五年，白居易与八位老士人结社于香山寺，被称为“香山九老”。

　　作为一个佛教的接受者，白居易喜佛而不妄佛，只是把佛禅作为自己儒家心灵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去获得庄禅悠然自得的人生之乐，终成中国士人中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先驱，开辟了两宋士大夫的心灵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士人的心灵步伐止于白居易，因为白之后的历代士人在文化和精神上没拿出更新的东西。至于被我们认为的士之完人苏轼，在心灵轨迹上所追寻的也正是白居易之路。

　　就这样，到了诗人的最后时光：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这一年，74岁的白居易病逝于洛阳。为他写墓志铭的人叫李商隐。

　　诗人一去，唐朝诗坛空了半边。

来源：《在黑夜遇见历史》 魏风华 着 中华书局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