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近年闭门谢客，海内外媒体采访的要求，多被婉辞；对读者热情的来信，未能一一回复，杨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们建议先生在百岁生日来临之际，通过答问与读者作一次交流，以谢大家的关心和爱护；杨绛先生同意，并把提问的事交给了年来投稿较多、比较熟悉的《文汇报·笔会》。我获此机会，有幸与杨先生作了以下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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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会：尊敬的杨先生，请允许我以提问来向您恭祝百岁寿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细论起来，您出生时纪年还是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尚未发生。请问，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您是什么时候用起来的？

　　杨绛：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

　　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7月17这个公历生日是我一岁时开始用起来的。我一岁时恰逢中华民国成立。我常自豪说：“我和中华民国同岁，我比中华民国还年长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吗？

　　笔会：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hào）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锺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锺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