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周海婴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一个下午，他开着一辆很小的轿车到鲁迅博物馆来。门卫的老大爷不认识他，将其拦住。海婴很生气，说这是我的家，怎么不让进呢。我便前去解释，彼此方得以释然。看到他高高的个子，一身笔挺的西装，觉得有点港台人的气质。那时候大陆人的着装很土，而鲁迅之子的悠然、贵族气，显然呈现着他和常人的距离。

　　后来总是在关于鲁迅的会议上见面。他常常坐在主席台上，但从不发言。自己手里带着相机，不时在会场走动，倒仿佛是个专业的摄影师。他游离于学界和文坛，反显得轻松、自如。筹备鲁迅的会议，人们首先想起的是请他出席，这是基于对鲁迅血脉的尊重，也有对气场的期待。有海婴在，似乎有着历史现场感的。

　　我真正与他有了接触，是做了鲁迅博物馆馆长之后。上任不久，第一个要拜见的，首先是他们一家。周先生住在木樨地，家里的摆设很文气，书房里多是与鲁迅相关的书籍。各类木雕、铜像，还有书法作品，显得古雅。他对鲁迅博物馆的现状很关心，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把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的家。慢慢地，我和他们一家人也渐渐亲近起来。

　　他在谈天的时候，偶尔说些笑话，幽默的语句不时出来。他说话把别人逗笑了，自己并不笑。据前人回忆鲁迅，也有类似的感受，那么这是父亲的遗传也说不定。他是很直截了当的人，快言快语。也常得罪人，说话偶尔带刺。有时候与人不高兴了，马上红脸，愤愤的样子。许多年间，他为了维护鲁迅的版权和多家出版社发生纠纷，官司不断。我总觉得出版社和他沟通不够，有着隔阂在。有人因此说海婴看重金钱，批评也偶尔出现过。但他认准了，就坚持，有时甚至写文论争。这种韧性，似乎也有鲁老夫子的痕迹，在坚守自己立场的方面，他许多时候让我想起鲁迅的性格来。

　　2003年，我和海婴夫妇一起去香港参加鲁迅节的活动。这个活动是我与浸会大学一同策划的。因为是民间性的，把他们夫妇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他一点不觉得简陋，每天高兴得很。后来令飞兄从台湾赶来，不忍父母住的条件，才硬性把他们安排到一个宾馆里了。这事情，看出他的简朴的一面。在学生面前并不摆架子，那些学生都很喜欢他，在演讲的时候，他用粤语，一下子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而且妙趣迭出，颇有意味。他也能说英文，语调是平缓和滑稽的。这是他才气的一面，与他越近，越能觉出他的好玩。

　　周海婴对鲁迅文本几乎不能说些什么。父亲去世他才七岁，但他对母亲是感情极深的。他在母亲那里，得到了最美的爱，风雨之间，一同走过了童年。晚年他的一件心事，是出版母亲的文集，特别是那些被删改的集子。关于许广平的资料，还要一点点整理。他组织朋友帮忙，花费了许多心血。我每次去他家，讲得最多的是他母亲的事情。比如许广平当年捐献文物之事，比如一些研究史料中关于母亲评价的问题。他对自己的母亲当年处境里的困难的选择，一直感到有陈述的冲动。我能够理解他的苦心，周围的一些朋友对此也是深为同情的。

　　他有时没有把我作为外人，给我的工作也有许多指教。鲁迅博物馆有些棘手的工作，他是帮助出力的，有时会约见上面的领导，谈自己的思路，这些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多年来，我们合作得很好，但彼此之间也有观点相左的时候。比如怎样对待别人批评鲁迅，我觉得研究者不必持有保卫鲁迅的态度，人们有理由从自己的立场阐释鲁迅。可是他无法接受，当看见那些践踏鲁迅的言论出现的时候，总是激愤的。对于八道湾与周作人，他和我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他并不强求我也站在他的立场上。作为鲁迅之子，他的切身的感受外人未必晓得，每代人的体味都有其理由，我对于此，是后来才慢慢理解的。

　　若说他与鲁迅最大的差异，是没有像父亲那样沉浸在思想与文学的思考里。可是鲁迅希望青年的那样轻松合理地度日的状态，他是有的。他享受了鲁迅给他带来的各种荣誉，也自如无伪地度过了一生。这是鲁迅精神的果实呢，还是一种偏离，都颇可思量。从鲁迅到周海婴，有两代人反差极大的空间。中国文化的流变和生存状况的流变，均于此折射出来。

　　没有创作经验的周海婴，在晚年最大的事情是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有争议的着作，给文坛带来了许多话题。鲁迅与他的生命历程，与现代中国，乃至鲁迅传播史等，都于此有所体现。这本书披露的史料很是珍贵，有的是有分量的。一个儿子眼里的父亲，及社会变迁史，总让我们有新奇的感觉。他在书中首次谈到了“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的话题，提到了“文革”中鲁迅手稿丢失的旧事，文坛鲜为人知的一面也曝光了。鲁迅死后的风风雨雨，都在书中有所揭示。他的书一问世，就受到一些质疑，引起不小的风波。我读这本书，觉得基本是本于史料的，都是自己心得的外化。自然，文中有些片断可能有主观的色调，有的地方也值得商榷，但研究鲁迅的传播史，是不能不读它的。

　　海婴先生生前给我写过许多信，对社会与学界多有臧否。他总有操不完的心：鲁迅藏品保护问题，版权问题，子女问题。我们觉得他有诸多未了的希冀。他对自己评价不高，觉得不过常人而已。有一次偶然知道，他藏有很多底片，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才发现其摄影家的天分被埋没了。在他80岁的时候，令飞邀我一起为海婴策划了摄影展，一时颇有影响。他很小就学会照相，从上海到香港、北京，留下诸多历史的镜头。他喜欢捕捉风俗，对人物肖像亦有研究。40年代上海难民的片断，他拍得很真实，人物传神的地方历历在目。最有文献价值的是1948年从香港到大连的一组照片，记录了民主人士准备政协会议的片断。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在船上共议国家大事之举，都被他记录下来。海婴那时候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记者的理念。但他无意中留下的底片，填补了那段知识分子活动研究的空白。他自己的生命融入那段历史里，也成了那道风景的一员。

　　那次展览后，朋友为他做八十大寿的活动。萧军的后人，胡风的后人，冯雪峰的后人等，都参加了祝寿活动，大家对他有着深切的感情。而且他晚年和历经苦难的鲁迅友人的后代来往甚多。这一点，是有鲁迅的脾气的。鲁迅属于民间，他也活跃于民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许多从奴隶之路走来的人，在他那里继续了一个故事。

　　2011年4月7日，海婴去世了，我心里是很感伤的。在周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精神的片断。这是一个家族生命的延续，在多难而复杂的八十余年的生活里，他恪守了鲁迅希望的“不做空头文学家”的原则，没有偏离父亲的遗嘱，一直真实地活着。仅此，作为鲁迅之子，已经无憾矣。

来源：《写作的叛徒》孙郁 着 海豚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