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

艺术的高下优劣，其实只有一个衡量标准：时间。时间这杆秤是天地间最宏阔且又是最精准的。以它来度量苍莽长河或是当下一瞬，度量古人、前辈或是此际的你我他，一切莫不了然，莫不心平气和，顿去骄躁二字。

诚然，以萧红在世上停留的长度，不过只能算是颗流星，可她在宇宙间划下的轨迹，却是又深又狠又特别，其笔下，有最小的小与最大的大，有血肉与浊泪，却又天真、大方、细美，看得人心慌。

3l岁的她，加一部《呼兰河传》，放在时间秤的那一边，是压得住的，倏忽百年，她或将可以一直压下去，不论时间累加了多少，甚或宇宙都成为一个黑洞。

可是，却又很难写她这个人，每次要写之前，都想着，翻一翻她的东西再说吧，可真正一翻，三分钟过去，三十分钟过去，越看就越不想写了。她都已经写成这样了，还能再写什么呢？除非你大段大段引用她，照抄她，摘录她，甚或就是搬上她的原文。这里头，有一个很为难人的悖论：一个好的东西，它是那么的好，让我们想要由衷地去赞美、传播；但如果这个好的程度，超过了、覆盖了我们——我们再去赞美它，则又是有风险的，也是难以把握的。

可是，她真的其实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比我们所有这些老着脸皮在写东西的人都年轻许多。她23岁写成《生死场》(正式出版为次年)，28岁上写的《回忆鲁迅先生》，29岁写的《呼兰河传》与《小城三月》。

这么算一算、比一比，我们就好像全都没有活过，或者说，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在写标点符号，字都还没写出来呢。

最近碰到一个前辈，他问了问我的创作，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嗯，40岁以前还没有写出成名作的，恐怕也就没什么成名作了。当时好像还不以为然的，面上无所谓地笑笑。可回家来一想，即刻浑身是汗，几天都难以释怀，感到时间的残酷，感到为灵感所奴役的悲剧性。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萧红，我的感受是复杂的，说羡慕或妒忌都不合适，也不准确，不如勉强说是拍案称奇：她的身世，她的文学，她的情爱，她的生死，这是绝对不可复制、不可模拟的宿命。

尤其是她的死，恐怕所有的人都为之难以释怀吧，何以，竟是在31岁上就死了？以一个在当时并不算是大恶疾的肺结核，在医疗还算先进的香港，并有史沫特莱、柳亚子、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的关照或张罗，却偏偏遭遇庸医误诊、医院冷淡、转院不力、战争纷乱等殊情，像是不同方向同时收紧的绳索，最终将她合力致死。

可是，甘冒冷酷心肠的名声，我要说一句：甚或她这样凄惨的离世，也让我称奇，并以为这是最恰当的——似乎，老天爷也暗中考量过了，都已经写出了《呼兰河传》与《回忆鲁迅先生》了!比起那许多活到耄耋之年的写字人，她的生命好像竟已经是够了的!

然而，我们能不能做一种假设。

假设萧红没有死，她竟从那家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里给抢救过来，她健康起来，在战争中幸存，并一直活下去，活到了抗战胜利，继而又活过了国内战争，随后又历经着种种的政治变幻，并侥幸地奇迹般地九死一生，并且，像许多少时苦但老来寿的人一样，她顽强地活到了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

就那么地，她一直活着，还在写她的东北，写那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难与黑。也许不了，她写香港，写上海。也许她写她自己，写她曾有的爱与将至的爱，写她死去的孩子或新生的孩子。写她不认识的其他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后来这六十年的新“生死场”。又说不定，她去了他国异域，在更遥远的地方，写着她随便想写的什么，她会像是杜拉斯或是莱辛，就算到了晚年，仍用着她最自由最天性最神奇的笔触，追踪世情的苍茫与酷烈——要知道，萧红是个有文学野心的人，她自己在绝笔时甚至写下这么一句：“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当是虚指，但也可视作她的自我期许!

这么一想，马上又要推翻刚才的“拍案称奇”了，忽然感到巨大的丢失感，丢了贵重东西的心悸感——要是她还在，以她二十八九岁时的才情，做一个线性的逻辑类推，想想看，我们的小说史、我们的阅读史、我们中国的文学箱子，乃至世界的文学箱子，丢了多大多贵重的一份好东西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她后来没有再写了。历史，总是最为喜怒无常、不讲道理的，有太多的可能性——或许她忽然就索然了、想撂笔了，也或者，她选择完全地成为一个家庭里的母亲了。也或者，随便她写了什么或不写什么，到后面，她将被供起来、抬上去了，“被”做起了世纪老人、文学祖母等，也未可知。我们知道丁玲的，知道冰心的，等等。

这能够接受、能够想象吗？

故而，从审美上看，从人性与世情上看，她那样地戛然而止，于萧红，于文学，于观者，于评者，于历史，可能倒算是好的。

写此文时，查了下以前的日记，发现我是在八年前才看的萧红，在个人的阅读中，其所占比重实在是小，受她多少影响，或也谈不上。

　　但好东西就是这样，随时可以看，随时看都不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年纪上看它，它自有它不同的意思。

　　话题就又回到了时间。在时间这里，萧红的红，是不褪色的。

来源：《我以虚妄为业》鲁敏 着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