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
《柳宗元集》读到一半，友人相约到清迈过圣诞节。觉得远在异国他乡，读这么正宗的国粹有点不合时宜，就没带剩下那一半。可是真到了清迈，第一天逛逛古城就后悔了——巴掌大点儿的城，佛寺林立，三步一小，五步一大，进去转转，频有僧人擦肩而过。不禁遥想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节，差不多也是这般景象吧。学者统计，柳宗元时代，全国寺庙五千多座，兰若几万。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不用说了，就连柳宗元蛰伏十一年之久的小小永州城，亦即今日湖南永州，也称零陵，当时应该和清迈古城差不多大吧，就有龙兴寺、华严寺、开元寺、法华寺等三十六处寺庵。如此，二○一三年底的我，在清迈寺庙间穿梭，某一瞬间不禁错觉变身柳宗元。
是寺庙之多惹我无端遐想，还是在北京读柳宗元的余音绕梁？没有细想。倒是另有一道闪电划过脑海：公元七七三年柳宗元出生，八一九年卒，人生四十六载。而我过完这个圣诞节，也要迎来二○一四年，这一年，生于一九六八年的我也四十六岁了。
这么想，甚至还说出来，似乎有点不吉利，但这正是我重读唐、宋文人着作计划中一个不无怪僻的心理：我不仅想重读他们都写了些什么，还想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年纪写了那些，以及，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了那些，进而再和我，以及我所身处的这个时代相勾连。所以就总在心里游戏般做着一道x+n的数学题，“x”是书本里阅读对象生平履历的时间，“n”是我与他们在时间轴线上相隔的距离。比如读柳宗元，这一公式中的n=1968-773=1195。也就是要好比，柳宗元和我一样生于一九六八年，而在二○一四年的农历十一月，他将客死蛮荒的柳州。
重读计划加入这一游戏之后，自他相换，时空大挪移，那些冷冰冰的历史年代数字仿佛被激活，古今鸿沟貌似被填平了。除此以外，多少也有另外一层深意吧，标准说法可以叫以古鉴今，更大胆的说法是古今不二。
在清迈时，泰国骚乱正盛，曼谷游行示威不断，一副天下大乱之势。清迈倒是一派祥和，悠哉游哉。可是我看着电视里各种政府官员愁眉苦脸应对记者提问，突然想到，虽然今天我们将柳宗元和韩愈并称“韩柳”，奉他为古文运动领袖，但那都是他的身后之名，他的职业只是个大唐的公务员。大唐盛世三百年，百姓除了“安史之乱”遭殃数年，其余时候大多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是身为公务员的柳宗元，却半生煎熬。
依我的公式换算之后，作为公务员的柳宗元粗略履历如下：一九八四年开始考进士，一九八八年登进士第。一九九二年，二十四岁的柳宗元到离长安不远的蓝田县当县尉（大致相当于县长助理），正式开始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他从小便“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当时流辈咸推之”，既进了公务员系列，毫不吝惜才华，恣意挥洒。从他的着作年谱可见，从政之后写了不少表、状、碑、记、文、志，一时年少得志，名声远扬。当时朝廷高层中，有两个改革派大人物——王叔文、王伾，他们瞄上了柳宗元。在二王的赏识与运作之下，柳宗元升迁监察御史。这一职务品级不高，仅仅正八品下，但是因为职在监察内外官吏，权限甚广，是要继续升官的前奏。二○○○年农历正月，王叔文、王伾侍读多年的太子李诵终于继承帝位，即唐顺宗。二王开始率领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推行全面政治体制改革，史称“永贞革新”。柳宗元也官升政客生涯的顶峰——礼部员外郎，大约相当于今日部委的一个副司长，虽然品级仍然不高，一般为六品左右，但属吏中要职。这一年他三十二岁，政坛新星，踌躇满志。
可惜福祸相依，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帮文人组成的革新集团，根本撼动不了此前运营已久的宦官和军队的坚硬根基，唐顺宗只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革新集团也只掌了短短一百四十六天的权便宣告失败。二王中的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人物，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这就是唐史中着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司马这一官职，本来应该是地方上没有兵权的侍从武官，但唐时的地方司马多为闲职，用以安置贬谪人员。
起初是被贬为邵州刺史的，赴任途中又接噩耗，加贬为永州司马。永州一待十一年，二○一○年，四十二岁的柳宗元接到诏书回长安，本来有重新被重用的可能，可是遭遇小人捣乱，又被改派，虽然官职回升了一点点，但是长途跋涉了三个月，到了比永州更加偏远的柳州任刺史，即柳州的行政长官。四年之后，郁闷地死于柳州任上。
经过如此换算，拉近了作为读者的你、正写此文的我，和柳宗元这个他了么？且不管，我继续——
清迈没有《柳宗元集》，但是随处有Wi-Fi；无法持卷，却不妨从网上搜出部分篇章，细读细咂摸。既是佛寺如此之多的地方，就选了他佛教题材的诗文。更何况，“涉佛”也是柳宗元的一大特色，有学者专门统计过，柳氏涉佛文章数量，在当时士大夫中为最多，《柳宗元集》四十五卷诗文中，佛教碑文有两卷。共计十一篇；记寺庙、赠僧人的文章各占一卷，共计十五篇；一百四十多首诗里，与僧人赠答和宣扬佛理者共计二十多首。
碑文十一篇全在网上找到，《曹溪大鉴禅师碑》、《南岳弥陀和尚碑》、《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等，编在文集的第六、七两卷。其中又以这部分文章的开篇《曹溪大鉴禅师碑》最为着名。曹溪大鉴禅师就是着名的禅宗六祖慧能，唐代曾有三大文人为他作碑铭，王维、柳宗元、刘禹锡。慧能圆寂整整一个甲子之后，柳宗元出生。
说到柳宗元与佛教，与唐宋时期诸多文豪的情况类似，历代佛家着作屡屡将他们拉作佛门弟子，历代文人着作里则众说纷纭。前者乃是一种古今中外常见的拉名人充门面，后者则是各取所需，为做自己的课题，写自己的文章。具体到柳宗元，前者好比成书于宋朝的《佛祖统纪》中，把他列为永州龙兴寺僧人重巽的俗家弟子，并将其《圣安寺无性和尚碑》、《龙兴寺净土院记》等文收录在内，作为“发扬光大佛教”的名篇。此外，《释门正统》、《佛祖历代通载》、《居士传》等着作，以及高僧契嵩、宗杲等人的个人着作中，也都有不少他的材料。至于后者，说法就更多了，网上随便搜搜，当今不少硕士、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综合起来立论大致有这么几条：
一、柳氏一生好佛，精通佛理；
二、柳氏虽好佛，其实是佛为儒用；
三、柳氏对佛教也是区别对待，比如批禅宗，拥天台……
四、还有人干脆高屋建瓴，将以上三种融为一体，说柳宗元真正要做的事，是融合儒道佛三教。
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长短分明。长处是各有各的证据，立论考据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学术功底；短处是，基本都是从学术到学术，或文学，或哲学，或宗教，或政治……再多的角度，柳宗元在他们笔下，也只是奉在神坛上的塑像，或者说是个僵死的“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说他整合儒道佛三教，和上世纪七十年代争论他是法家还是儒家、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
柳宗元能名垂青史，自有他可以塑像供着的一面，这个毫无疑义；但是老这么供着，再不断往脸上贴金，时日一长，形象容易变形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我把柳宗元时空大挪移到一九六八年出生的一个正常人，一个爱读书、才华卓然的普通人，是寄希望剥去一千多年在他脸上贴的金粉，看看他常人面目。
重读柳宗元，从北京读到清迈，再从清迈读回北京，通读其所有着作之后，要想描述这一面目，关键词还是“公务员”。虽然他才华过人、文采超群、情怀广大，但是纵有千般风情，也都只是“公务员”一词的定语而已。显然我这并非旨在学术研究，与前文所谓古今不二一脉相承，我是尝试着探探一千多年前一个人的用心。
细研柳宗元着作年表，会发现他风华正茂、官运亨通时，撰文大多是明确的公文性质，那是他的日常工作。一些留存的诗作当然更多个人化的性情抒发，但其中也不少应和之作。总之一副标准的有才华公务员的样子（不妨嫁接一下当今不少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员，也诗文俱佳，甚至一笔好字到处题端，显露出他们不俗的才情）。政治大变革中站错队伍，被贬永州，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职业生涯被毁到底，一时也无望卷土重来，只得另觅他途，寻求人生依仗。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如何“取贵”呢？他也想好了——“能着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柳宗元的人生从此不同，也因此，唐朝的历史也许少了个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却多了个集文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了不起的人物（不妨再嫁接联想现当代中国，一场“文革”大难，诞生了不少作家、思想家）。
将柳宗元置于大唐公务员这一普通人身份，也许可以解开不少“柳学”中争论不休的迷雾，比如他与佛教及道教的关系。我是同意融合之说的，但是此融合非彼融合，儒道佛三家，都别急着往他身上贴标签，他既不是要用儒来融佛和道，更不是要用佛来统儒和道。儒道佛三家都只是他的素材，他要用这些素材画一幅自己的大画，亦即建立自己的全景式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幅大画能不能这么画，以及最终如何，我没能力置评，我能说的是——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佛道儒三家的精研，也许只是出自一个公务员的责任心。
大唐三百年，对佛、道、儒而言，都可谓鼎盛期，因为除个别例外，基本上历任皇帝都执行了三教并举政策。甚至在皇帝的直接诏示下，还上演了很多场三教论衡大戏。可是“并举”这种事，当国策口号喊喊容易，落实到具体人事上，常常是按下葫芦起来瓢。相关事例太多了，可以读张之洞的曾孙张遵骝编写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简明扼要，纸上一日阅尽几百年人世沧桑。读完就会发现，这所谓的“并举”，具体落实在一份接一份的诏书上，政策上有多混乱，又把社会生活搅和得多乱。从皇帝到重臣，都是忽东忽西，忽而抑佛抬道，忽而抑道抬佛，忽而儒家遭冷落，忽而又唯儒是尊，一出接一出，极尽戏剧化之能事。
柳宗元有过可谓辉煌的青少年时代，自然自视不低，目睹整个社会价值观如此易变，内心升起“我不琢磨谁来琢磨，我不明白谁会明白”的雄心壮志，也就不奇怪了。这一心理活动当然是我个人的猜想而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大唐公务员，无论身居要职，还是失意被贬，他有责任“与中央保持一致”，“把握时代的脉搏”。也唯有琢磨透“中央的意思”，才有可能重回长安，仕途再度辉煌。当然，这仍是我个人的猜想。
曾经有人不无阴损地挤兑汉唐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说为何终南山隐士多呢？只因离长安近啊，皇帝老哥一朝回心转意有召唤，这些假装看破红尘、隐居山林的文人们春风得意马蹄疾，飞奔着就回到皇帝老哥身边了。以我通读柳宗元的观感，他的品性绝不至如此不堪，但是去除掉这一说法的阴损成分，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们从小就把“忠孝”二字烙在骨头上，随时心系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按照这一猜想来贴近柳宗元，他的大唐公务员履历表一行行白纸黑字旁边，似可加上心理轨迹变化图作为注解——起初一路还算顺利，考取公务员，学以致用，当然主要是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心态。陡遭恶变，被贬蛮荒，加之又住在永州的龙兴寺，与和尚们打成一片。消极点想，这是心中郁结需要排遣；积极点想，断往古、明圣法。总之，他开始重拾自幼就喜好的佛家理论。随着日月更替，人也待住了，心也待稳了，更重要的是，整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成熟，这才认清形势，脚踏实地从头再来，开始摸索三教融合之道，画自己的那幅大画。
但是，不管如何融合三教，柳宗元这幅大画的底色，始终是儒家色彩，这也充分彰显了他的公务员身份特征，就如同唐宋以降，分别有过佛家、道家大德以佛家、道家色彩为底色一样进行过融合，分别彰显了他们的僧人、道士身份特征一样。到今天，我们不是还在一些国学、文化、心灵之类的讲座、雅集中，经常听到打通儒释道的高谈阔论么？不过以我所见，今天要融合的这些人，绝大多数身份特征就没那么明确了，甚至我想说，简直一塌糊涂，不是骗子就不错。
来源：《读书》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