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云溥

2015年4月26日凌晨，诗人汪国真去世，享年59岁。

你还记得汪国真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的诗歌风靡全中国，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2007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汪国真，是在北京民族饭店里约他做个访问。后来在不同场合又有几次会面，汪国真给我的印象是健谈、和气，并不回避围绕他的一些争议和质疑。

毕竟，诗歌最火的年代早已远去。很多人对汪国真爱之若狂，拜为偶像；也有很多人嗤之以鼻，“这也算诗？”

风流云散，诗人逝去。以下是我曾写过关于汪国真的文字，与读者一同追寻关于诗歌的青春记忆。

汪国真

天将晓

同学醒来早

打拳、做操、练长跑

锻炼身体好

1979年春，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上第一次发表诗歌，获稿费2元，欣喜若狂。那年，他刚从工厂走进大学不久，是执着地给各种报刊投稿，又不断遭遇退稿的文学青年。1990年春，《年轻的潮》全国大卖，汪国真成为文学青年的榜样，诗歌为他带来每十行80元的稿酬，当时已属高价。2008年春，汪国真开一辆别克君威，穿梭诸多社交场合，面带微笑，心态平和，俨然成功“转型”的书法家、作曲家。3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领一时风骚，亦曾是众矢之的，如今悄然转身，好像一切都与己无关。

“当年写诗，我没想到会写出一个‘汪国真现象’来；现在我也不关注诗坛。”汪国真说，“因为我觉得要超越自己，很难。”

手抄本到畅销书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大潮，90年代初期，诗歌这一文学体裁，正在走下圣坛。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这是1989年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学者朱大可认为，1989年诗人海子卧轨身亡，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伴随着中国经济向全球敞开大门，诗歌市场化的潮流也势不可挡。“海子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汪国真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

这一潜在的流行趋势被孟光发现了，1990年，他是北京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妻子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一天妻子告诉孟光，她上课时发现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讲，偷偷摸摸地在抄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这些中学生们在传抄汪国真的诗。

“汪国真是谁不知道，可是学生们这么喜欢，连课都不听了，可见不一般。”孟光敏感地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商机，马上组织人手开展市场调查，居然发现不少书摊和书店的老板都反映，经常有买书的人来问，有没有汪国真的书。发现了市场需求，孟光立刻决定，找到这个汪国真，给他出诗集。

汪国真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开玩笑吧”——他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业余写诗投稿，在《辽宁青年》、《女友》等杂志开专栏，尽管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却从来没想过能出书。“那几年出版诗集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都是作者自费，因为卖不动啊，出版社不会为你冒赔钱的风险。”汪国真说，出版社找上门来，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走红后，应邀到很多高校演讲，受到学生追捧。这是他在长春税务学院演讲时的照片。

孟光则认定自己挖到了一座金矿，他给汪国真开出了三个条件：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只要汪国真点头，保证一个月内让诗集面世。实际上只用了23天，样书就送到了汪国真手上。

“最高的稿酬”有多高？“当时报刊发表我的诗，十行给40元，他们给我80元，翻了一番。”汪国真说。

此前，汪国真在杂志上开的专栏，也是读者“催”出来的。时任《女友》杂志总策划的崔鹏飞告诉汪国真：“好多读者给我们写信，希望多看到你的文章，甚至把你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又寄来推荐。你干脆开个专栏吧。”汪国真说好啊，就想了好几个专栏名字，“一叶白帆”、“哲思小语”之类，崔鹏飞都觉得不太理想。“最后干脆就叫‘汪国真专栏’得了。”汪国真就这样成了《女友》的第一个专栏撰稿人。

《辽宁青年》也请汪国真开专栏，这本杂志以励志类文字为主打，在年轻读者中拥有很高的阅读率。汪国真的诗歌通俗易懂，主题大多很“阳光”，正契合了当时青年人的心理需求。汪国真说这些诗完全是自己的真情流露，比如他的代表作《热爱生命》，写作时汪国真已年近而立，自觉事业无成，感情也没着落，亟需振作。这首诗经历两次退稿后，发表在一本叫《追求》的杂志上，继而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文摘》作为卷首语刊发，同年的《青年文摘》也转载了该诗。很快又有作曲家谱曲，把这首诗拍成MTV在央视播放，演唱者是解晓东。

年轻的风潮

对出版市场而言，1990年被称为“汪国真年”。

4月，汪国真把第一本诗集的书稿交给孟光。5月，《年轻的潮》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北京晚报》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诗人汪国真首部诗集出版。”可当天书还在运往各大书店的路上，汪国真去逛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柜台上贴着条子：“汪国真诗集未到，何时到货不详。”汪国真好奇地问书店售货员，贴这条子什么意思。售货员不认识汪国真，说：“谁知道这汪国真是谁啊，反正问的人太多了，麻烦，干脆就贴一条子。”久寻未果的读者们急了，一群人包围了学苑出版社，让孟光大吃一惊。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年轻的潮》紧急加印五次，首版印数15万，又经几次再版，共印了60余万册。出版商们开始争抢汪国真，《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连同花样繁多的《汪国真诗文集》陆续上市，“汪国真风潮”开始席卷全国。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办的一次签售活动中，汪国真一个上午签掉四千多本书，卖光了书店的库存，还有很多读者在排队等候。7月4日，《新闻出版报》把汪国真诗集列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独此一本。10月，北京高校出现汪国真诗歌朗诵热，并迅速向各大城市蔓延，学生们还流行把汪国真的诗句写在贺卡、笔记本上馈赠朋友。还有诸如《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之类的评介性书籍也纷纷出笼，都卖得不错。“诗文集出了五六十种，别人研究赏析我的书就有16种。”汪国真统计过，这些书的盗版还有数十种，“加上盗版总印数大概有一两千万。”

汪国真单位的传达室本来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每天要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实在忙不过来，只好增加到三个人。

数量庞大的汪国真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

或许学生、军人居多，或许年轻人居多，但读者的身份之复杂、反响之热烈，超乎汪国真的想象。某地一位县委宣传部长写信说，他爱上了县剧团的一位女演员，女方比他年龄大，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周围的风言风语让他备感压力。这时他读到了汪国真的诗：“只问一声爱吗/够了 /只要爱/就能缩短一切距离……”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俩感觉“汪国真的诗简直就是为我们写的”，汪国真也觉得：“要让他们忘掉我的诗，我想是不太容易的。”

河南一位记者向汪国真诉苦，说他给女朋友写情书的时候抄了一首汪国真的诗，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女朋友看后大怒，因为她特别熟悉汪国真的诗，无法容忍男朋友的“不真诚”，俩人就此告吹。有位女军官给汪国真写信，说自己生日那天收到了八份一模一样的生日礼物，全是汪国真诗集。汪国真听过最感人的故事，是一对恋人，小伙子不幸成了植物人，姑娘就把自己朗诵的汪国真诗歌《感谢》录成磁带，天天在男朋友耳边放。很多很多天之后，姑娘惊喜地发现，男朋友的眼角流出了泪水。

1997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汪国真排名第一。

迫不得已去学文

汪国真祖籍福建厦门，在北京出生长大，父亲在教育部工作，家里的学习氛围比较浓厚。但是汪国真没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他进了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成为开铣床的工人。工厂里有个说法叫“车钳铣，没法比”，说是车工钳工铣工，属于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种。在1971年到1977年的六年多时间里，汪国真做着一份在当时算很不错的工作，没有像初中的大部分同学一样上山下乡，他觉得很幸运。不过工厂里三班倒的生活对少年汪国真来说依然不轻松，他最怕上夜班，因为总忍不住打瞌睡，还必须戴着大眼镜保护眼睛——铣床开动，火红的铁屑乱飞，不戴眼镜的话很容易烫伤。

就这样等到了恢复高考，汪国真的兴趣是去学理工科，家里也希望他将来往技术型人才方面发展。但是汪国真仔细衡量了一下自己的水平，觉得没上过高中，报考理工科肯定吃亏，而文科相对来说把握更大。“我小时候看三国、水浒，读唐诗宋词，总算是看过一点书。”汪国真说，学文不是自己最初的志向，某种意义上说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选择文科的汪国真，考上了刚刚复办的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这是一所华侨学校，硬件设施比当时大部分高校都要好，汪国真觉得在这里读书挺舒服。大学时代的汪国真属于各方面都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以至于老师和同学对汪国真后来的走红都大跌眼镜。去年暨南大学百年校庆，广东电视台采访了汪国真的一位老师，老师说，没想到这个学生会出名，他也就是个中等成绩，很难让人注意。汪国真说自己只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写字速度奇快，考试时永远是第一个交卷；二是阅读杂志奇多，他每天都跑到阅览室去翻阅各种报刊，目的很简单，就是投稿。汪国真抄录了很多报纸杂志的通讯地址，并且细心揣摩它们的文字风格，然后挨个投稿。那也是汪国真遭遇退稿最多的几年，退回来的稿子就换一家再投，如此循环，乐此不疲。“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发表文章很光荣吧。”那个年代学校里创作风气都很浓，汪国真就这样开始试着写诗。

1979年4月13号，汪国真对这个日期记得很牢。那天在食堂吃饭时，一个同学告诉汪国真：“《中国青年报》发表你的诗了。”汪国真第一反应是“你蒙我呢”，自己没往中国青年报投过稿啊。同学说真的，好像是写学校生活的一组小诗，汪国真半信半疑地跑去女生宿舍借报纸。学校给男生宿舍订的是《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只有女生宿舍有。汪国真看到4月12号的中国青年报上确实发表了自己的诗，一时狂喜，可还是摸不着头脑。过了一礼拜，中国青年报记者梁平给汪国真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汪国真同学你好，我在你们学校的刊物上选了你的诗发表，现寄上稿费两元，希望你以后继续给我们报纸投稿。这封信和稿费给汪国真“莫大的鼓舞”，两块钱够他请同学们下一次馆子了。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动投稿，居然能被大报选中，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汪国真觉得自己“还行”。

那是汪国真的诗第一次公开发表。

历史的误会

所谓青春记忆，往往随着年岁渐长，变得模糊不清。曾经有大学生给汪国真递纸条说：“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对汪国真的批评和赞美一样喧嚣，主流诗坛似乎一直对汪国真看不过眼，汪诗被批为“过于直白”、“浅陋”，甚至有人说他的诗根本就不能算诗，“就是把一句话分几行写”。

对这样的批评，汪国真有一套系统的辩护词，他认为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足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写出来没人看的作品能叫好作品吗？”类似的话他当年就写进了文章里，不少拥趸深以为然。汪国真还坚信，并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喜欢自己的诗。他举例说，着名作曲家谷建芬和徐沛东就很喜欢自己的诗，徐沛东还给汪国真的一首诗《挡不住的青春》谱了曲，作为电视剧《万岁高三（2）》的主题歌，演唱者是蔡国庆。“以谷建芬和徐沛东两位老师的年龄和阅历，他们一样喜欢我的诗，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汪国真说。当然，他也承认，喜欢他的读者主要还是中学生和大学生，“我就是以青春写青春，二三十岁时候写的诗，不会有七老八十的心态。”

1990年到1993年，是汪国真风头最劲之时，大小城市的书店里，到处可见手捧汪国真诗集的读者。很多评论家和诗人们却对汪国真的走红表示费解和嘲弄。《诗歌报》1991年7月号刊发北京大学学生魏义民的《“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8月号再次发表几位诗人的文章：《汪国真乎？汪国假乎？》（冯金彦）、《“汪国真”的表象背后》（向马、兴国）、《汪国真现象及其批判》（北极）……批评者认为，“汪国真的作品是非艺术性的”，题材狭窄，“如一个小木匠做了一套被人赏识的家具后，批量生产，只是在色泽、图案上稍作修改，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汪国真惯用的语言方式也被讥为“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把诗的矿石附上说明书”。

汪国真对此不屑一顾：“中国有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对我表扬也好批评也好，我都不介意。”他反问：“如果我按照你们赞同的方法去写诗，还会有‘汪国真现象’吗？”

评论家黄集伟说：“他受欢迎不是假的。这类诗我管它叫做‘贺卡语文’、‘心灵桑拿’，《读者》式风格。在励志诗歌上，没人能替代他。他的诗歌没有纵深、惨痛和焦虑，大众认为它是诗那就是诗。”

学者朱大可认为，“汪诗”的特点是：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汪国真特别容易受到市场宠爱：“在经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象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汪国真说自己生性乐观，消极情绪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当然有时也会把郁闷的心境写入诗中，像“在很深很深的怅惘里等待命运转折的时刻”这种句子也不少，但总体格调是明快的。大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2000年以后，汪国真的诗歌和散文开始被收进一些地方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他觉得这代表了权威机构的认可：“我不清楚（作品）要被收录进课本需要经过哪些程序，但编课本的人总是认真负责的吧，几个诗人能有这种荣耀？”

尴尬的诗歌

1993年后，汪国真淡出诗坛，少有新作发表。

“那是因为我开始练书法了。”汪国真解释说，因为经常要出席社交场合，遇到要求签名题字的，他总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就下定决心开始练字。也就正儿八经练了一年时间，汪国真开始用毛笔写信。时代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美术编辑有一次看到了汪国真的信，建议他可以出本书法作品集。这个提醒让汪国真开了窍，“我的很多事业都是从爱好发展来的，玩着玩着就水到渠成了。”但是出一本纯粹的书法作品集需要很多作品，汪国真觉得困难，美编朋友说那干脆这样，这本书前面印你的诗，后面印书法，应该差不多了。于是1993年之后，有多本《汪国真诗文集》里都出现了诗人汪国真的书法。通过这种“捆绑销售”传播开来后，汪国真的书法开始引人注意，一些机构慕名来求字。

1997年汪国真给安徽某地修的“周瑜纪念碑”题了字，陆续又有韩国大韩航空公司、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找上门来。“这都是赫赫有名的啊。”汪国真很激动，最让他有成就感的是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题写酒标。“在很多国家，香格里拉酒店的酒标都是由该国最有名的诗人来题写的。”汪国真说，酒店方面辗转找到他，提出要他创作一首诗并亲笔题写，对这首诗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必须有“酒”，第二必须有“生活”，第三必须有“香格里拉”，第四，这首诗不能太长。汪国真提笔写下：“酒中豪情雾里花，唯愿时光尽潇洒。人间仙境何处寻，香格里拉请回家。”后来全国18家香格里拉酒店都使用了这个版本的酒标。汪国真还向记者出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礼宾局颁发给他的一份荣誉证书，证明他的书法已经获得了赠送外国友人的资格。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整个诗坛也不复昔日之兴盛，诗歌正在趋于边缘，诗人们大多另谋职业。汪国真没有失落感：“我的诗集仍有再版，书店里还是很容易找到。”

尽管声称不理诗坛纷扰，他依然看重诗人的气节。2006年9月29日，汪国真在石家庄举办书画展，有读者拿了本盗版诗集请他签名，汪国真当场拒绝。读者急了，说自己也不知道买的是盗版，汪国真就送给他一本正版诗集，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2006年11月14日，汪国真回母校暨南大学演讲，有学生问，如何看待网上被恶搞的“梨花体”诗歌？汪国真答：考验诗歌的最权威标准，一是时间，一是读者。

假新闻与真生活

“你的书法作品能卖多少钱？”2007年，我问汪国真。

汪国真笑了，说：“我记得有一幅四尺整张，标价一万八千块钱。”

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在郑州新华书店签名售书。

“汪国真现象”逐渐退潮后，诗人的生活是每天上午写字作画，下午读书看报，晚上出去应酬。但是这种平静在2002年被打破了。有一天汪国真和几个朋友吃火锅，席间朋友问他近况如何，汪国真开玩笑地答道“卖字为生”。这句话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传成了“汪国真开火锅店赔本，穷困潦倒卖字为生”。汪国真一怒之下起诉了发布该消息的两家报纸，官司胜诉，获赔共3万元。这件事后来还被评为“2002年十大假新闻”之一，很多人都想知道，汪国真到底过得怎么样？

“那要看跟谁比了。”汪国真说，“我应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好一些。”实际上，自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以后，汪国真就没换过单位。不过他也不用坐班，每年去单位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们单位主要是搞创作的，我的创作状态一直不错。”目前汪国真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单位的固定工资、图书再版的版税、作词作曲的酬劳和题字作画的收入，凭这几项，应可衣食无忧。“火锅店我是绝对没开过，说到做生意，以前帮人做过一个咨询公司。现在我自己有个工作室，主要为一些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制作宣传歌曲。”汪国真递给我一张碟，封面写着《名家歌颂北武当》，说这里边的12首歌都是自己创作的。

谈到音乐这项新爱好，汪国真很兴奋。“和音乐相比，诗歌就枯燥多了。”汪国真觉得不是诗歌不好，而是表现形式上确实不如音乐更有魅力，受众覆盖面也不如音乐更广泛。“原先我是没得选择，不会作曲才去写诗啊。”汪国真说。

即便如此，汪国真留在公众记忆里的，还是他的诗歌。尤其是这首《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

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

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来源：活页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5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