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兰姆
清晨，女人们出来埋葬她们的孩子，那些小小的身体早已僵硬如冰。这是深冬的阿富汗，他们都是赫拉特附近难民营的居民。漫长冬夜，一张薄薄的塑料纸是孩子们抵御寒冷的唯一“武器”。每晚都有几个孩子在睡梦中死去，在他们短短的一生中或许从没体会过温暖的滋味。这样的故事令人心碎，却并不少见。
正是这种痛苦激发着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写作。如果你读过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大作。卡勒德·胡赛尼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和第二本书《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在全球卖出了3800万册。虽然胡赛尼说，他想展现阿富汗除了媒体勾画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外的另一面，然而，他笔下的阿富汗却并不美好。《追风筝的人》揭露了阿富汗少数族裔哈扎拉人所遭遇的歧视，书中哈扎拉男孩惨遭强暴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第二本书关注的则是阿富汗女性面临的残酷家庭暴力。2007年，他开始萌生写第三本书的想法。“那一年，我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回到阿富汗，走访了许多贫困家庭。他们整个冬天都躲在山洞里御寒，很多孩子因此夭折。人们从污秽不堪的水里取水，小病小灾就能轻易夺取他们的生命。”
阿富汗原始、肮脏的贫困村庄与作家的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胡赛尼住在旧金山湾地区，那里遍布着富人整齐洁白的别墅和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作为世界头号畅销书作家之一，他日进斗金，衣食无忧。胡赛尼坦率地承认：“我写的人在阿富汗受苦受难，我却靠讲述他们的故事获得了成功。这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写作仿佛成了一种偷窃，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偷取了别人的经历和生活片段。”
无人识得的知名作家
少年胡赛尼就有一个作家梦，但从没告诉别人。“15岁初到美国时，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以英语写作为生的梦想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很多移民都选择的道路——学医。“刚来到这个国家，身无分文，缺乏稳定感，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个最稳定的职业。”所以当2003年《追风筝的人》刚出版时，医生胡赛尼虽然非常高兴，却丝毫没有转行的想法。这本书的英国推介会在伦敦一家书店举行，当时只来了不到10个人。“我知道自己得接受现实，以写作为生不可能，还得上班。”然而，出版后第二年，《追风筝的人》又推出平装本，终于通过人们口口相传，大获成功。小说情节引人入胜，爱与救赎的主题充满张力，这一切都让读者手不释卷。这部小说更打开了一个窗口，让人们能换个角度了解那个“9.11”事件之后一直在各大媒体出现的遥远国度。“渐渐地，我开始在机场、火车等公共场所看到人们阅读这本书”，胡赛尼说，“然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在那里盘踞多时。”“多时”实在是作家谦虚的表达，实际上，它在排行榜上待了史无前例的130周。
10年之后，他不再是加州圣何塞门诊诊所的胡赛尼医生，而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其新书的发行活动在全美41个城市巡回展开，阵势绝不亚于摇滚大碟发售；书店均以邀请到他为荣；甚至在这次采访之前，笔者还要在一份长达两页的协议上签字，未经允许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采访内容，更别提微博直播了。
可阿富汗人并没有为同胞的成功而欢欣雀跃——他们觉得胡赛尼的小说是在公开宣传阿富汗的“家丑”，由《追风筝的人》改编成的同名电影甚至被禁止在阿富汗上映。“当然我们很自豪，可他的确在用我们的羞耻谋利。”这是阿富汗裔人的普遍反应。此外还有：“他已经30年没在阿富汗生活了，他知道多少？”
橄榄色的皮肤，深邃的棕色眼睛，加上刻意留下的满脸胡渣，让胡赛尼看上去非常像一个，呃，阿富汗人。“我这样子太方便了，再出名也很少有人能认出我。”他笑着说，“有一次我去一家书店，那里有一个书架几乎全是我的小说。付账时我拿出信用卡，店员要求我出示证件，我也给他了。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就是这么美妙！”
背井离乡
对同胞的愧疚感促使他开办了卡勒德·胡赛尼基金会，由他的妻舅运营。到目前为止，这家基金会已经为359位居住在纸板屋里的穷人提供庇护。“这是我回馈的方式，与那些用他们自己的故事丰富我作品的人分享我的好运。”
胡赛尼承认，如果不是因为“9.11”事件，他可能还是一名全科医生。这样一起恐怖袭击的主谋竟然躲在阿富汗的山洞里，这一消息让全世界的人们突然对这个遥远的国度产生了兴趣，而当时市面上关于阿富汗的书屈指可数。1999年，胡赛尼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塔利班禁止市民放风筝的报道，而放风筝是胡赛尼小时候在喀布尔最喜欢的活动。他一时兴起，写了一个小故事，并在2001年将它最终扩展成为一部小说。那时，他每天从凌晨4点半写作到8点，收拾一下就要开始一天的医生工作，胡赛尼回忆道：“我实在有点敬佩当年的自己。那时我37岁，如今再也没有当年的精力了。”
虽然书写完了，但《追风筝的人》的出版却并不顺利。胡赛尼把自己的小说推荐给了30多位图书经纪人，只有一个给了他答复，还是一封婉拒的回信，信里写道：“阿富汗已经是过去式，新热点是伊拉克。”那是2002年的6月。
因此，有一天，当胡赛尼突然收到一名图书经纪人发给他的短信，说她很喜欢这本小说时，胡赛尼非常激动，他将这条信息存了一年没删。“心底从未向人吐露的梦想突然实现”，胡塞尼说，眼里闪耀着光芒，“这种感觉令人沉醉。”
胡赛尼1965年出生在喀布尔一个优越的家庭，父亲是外交官，母亲是一所小学校长，他的童年时光惬意悠闲。1976年，他的父亲被派驻巴黎，他们全家也搬到了那里，一直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9月，父亲突然告诉我们美国已经批准我们的避难请求，但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两周后我们匆匆逃往美国，除了衣服什么都没带。我们去巴黎之前，把所有珍贵家族纪念品、传家宝都留在了喀布尔，这些东西再也找不到了。”
和很多阿富汗人一样，胡赛尼一家最终落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如今这里已成为西方世界里最大的阿富汗社区，约有七万阿富汗人在此定居。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小喀布尔”城，拥有各种烤肉馆、阿富汗特色点心房以及一家名叫天堂宫的结婚礼堂。然而1980年时，这里的阿富汗社区还不成规模，初来乍到的胡赛尼一家不得不为生活四处奔波。他的母亲在一家24小时餐厅当女招待，后来成了理发师，他的父亲在工厂的流水线工作，后来成了驾校教练。
前途未卜的诗人民族
《追风筝的人》带来的巨大成功意味着胡赛尼和他的妻子罗亚（一名成功的公司法律顾问）都可以辞职回家，从此安享生活。现在，胡赛尼每天早上8点送孩子上学，上午9点开始写作，下午2点接孩子们回家。听上去很美好，但胡赛尼却说：“写作可不简单，甚至是一条痛苦不堪的道路，充满了自我怀疑和挣扎。但时不时也会有几天，能写出几段能真正表达内心的文字，这时就会觉得身心舒畅，浑身像充满了电似的。”
他希望能展现阿富汗的另一面，与电视新闻里的胡子配大枪不同的一面。在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响》（And the Mountains Echoed）里，胡赛尼借自己笔下的一位希腊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热爱阿富汗，因为这里的街头，随便一位涂鸦者都能在墙上挥洒出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诗早已融化在阿富汗人的血液中。胡赛尼解释说：“哪怕在阿富汗最贫瘠之地，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都有可能会背诵几句鲁米的诗句。我听着奶奶讲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痴迷于波斯诗人菲尔多斯《列王纪》里描绘的世界，国王、王子、家族、父爱、负罪感与背叛，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写作的时候，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引向这些主题，引向家庭，其中的各种纠葛，人与人之间的爱和伤害。”在第三部小说的扉页上，胡塞尼引用了鲁米的诗句：“在错与对之间，还有一块区域，我将在那里等你。”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信绝对的好或坏”，他解释道，“这本书在道德上是有些模糊的，你会发现有些角色做过坏事，但同时也可以很善良、温暖。他们的出发点更复杂，希望读起来更加有趣。”
这时，笔者想到了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是的，有点那个意思”，胡赛尼点头，“不管他如何作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任务艰巨无比，二十多年来阿富汗饱经苦难，满目疮痍，他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所有的国家机构分崩离析，社会生活土崩瓦解。现在的政府还不能保护人民，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满足人们基本的需求，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你去到阿富汗就会发现，民众非常失望。”
胡赛尼2007年曾受邀与卡尔扎伊见面，地点就在总统府。他认为总统是一位“温暖的人，非常健谈”。然而胡赛尼并不认为北约撤军后，卡尔扎伊能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形势很复杂，前景不容乐观，名义上的阿富汗政府是否能够保护、管理好民众，为他们提供安全，还不一定。”和很多阿富汗人一样，他担心阿富汗会回到20世纪90年代那种可怕、混乱的局面。“阿富汗有太多武装力量，以后恐怕还会出现更多。为了实现削弱叛乱这个短期目标，已经有太多人获得了武器。”
但胡赛尼不认同阿富汗人好战这种看法，他说：“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当欧洲深陷于内战、种族屠杀时，阿富汗人一直享受着宁静的生活。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才被迫卷入冲突。我小的时候，哪怕全家人一起出门都不用锁门，我生活在阿富汗的那些年里，从未听到一声枪响，从未听说过一起谋杀案。”
但未来并非毫无希望。“现在人们倾向于认为阿富汗是个彻底失败的国家，这种想法并不正确，转变正在发生。塔利班时代，阿富汗没有女孩上学，现在数百万女童在接受教育。母婴死亡率明显改善。阿富汗的手机用户达到了1200万，很多乡村里的人在用手机联系生意。这些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是个年轻的国家，绝大多民众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对未来充满期待。”
阿富汗的未来就像胡塞尼的小说，“我从不给我的小说定好情节发展”，他说，“我也不知道小说里的这些人物究竟会走向何方。”他的孩子可以为此作证。每天胡赛尼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即兴创作，在关灯前给孩子们留一个悬念，哪怕此举经常招来他们的抗议。
来源：[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