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

　　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晚上回到宿舍，才知道今天这后一幕是轰轰烈烈的，而且有一大批同学被反动军警捕去了，运动这才开始呢。

　　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一九一九年他并没有在大学兼任教课，到他那里走动的青年大抵是他旧日的学生。他并不只是关怀某些个别青年学生的一举一动，他所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是全体进步青年、大部分是他所不认识的、也是大部分不认识他的那些进步青年的一举一动。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

　　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给予青年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青年们常常互相询问：“唐俟到底是谁呢？谁的文章有这样深刻呢？”陈独秀、胡适之写文章，主张用真名字，决不会再用笔名发表文章的。钱玄同、刘半农虽然都爱弄玄虚，但文章的格调都不象。于是在文科教授名单中，从本科找到预科，又在法科和理科的教授名单中去想，都没有一个相象的。有人说这一定是蔡元培的笔名，因为他身居校长地位，不便轻率发表文章，所以只好把真名隐去，但文章的格调也完全不象。

　　还有一个问题是“唐俟”和“鲁迅”会不会是一个人？唐俟大抵写论文、写新诗、写随感；鲁迅则写小说、也写随感，而两个人的用词造句和思想内容又很有相象之处，也许这两个人只是一个人的笔名吧？那么这一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种问题在青年们的头脑中转动，足见这一个人的文字已经在青年的心理上起了共鸣，青年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思想领导。我是早已知道这秘密的了，但我决不随便对人说。那时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毫无革命经验的学生，决不会了解“保密”的意义有何等重大，也决不会了解一个革命的同志在敌人营垒里面工作又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只是直觉地知道万一传播开去一定耍出岔子，所以最好不说。但我从青年同学的谈论中知道他们对于这位隐名的作家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和信赖了。

　　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前，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字一共有三十一篇，其中论文一篇、诗六篇、小说三篇、随感二十一篇。这些文字都是内容十分饱满，文笔十分精炼，革命性十分强烈，每一篇都在青年思想上发生影响的。随感二十一篇后来都收到《热风》中，小说三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收在《呐喊》中，诗六篇收在《集外集》中，论文一篇(《我之节烈观》)收在《坟》中，这些文字，反映了当时鲁迅先生的坚韧的斗争精神。鲁迅先生在《热风》的《题记》中讲到这几十篇随感时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作些短评。还在这(按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

等到后来，“唐俟即鲁迅”、“鲁迅即周树人”这两个秘密被发现，那时鲁迅先生已没有再行隐蔽的必要，索性从敌人的反动营垒中撤退，到南方做革命工作去了。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用唐俟和鲁迅两个笔名所发表的几十篇文字，在青年思想界所起的影响是深远而广大的。

作者：孙伏园　来源：《中国青年》195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