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夏晓虹 着  东方出版社  2014.2

梁启超子女众多，除去幼年夭折者，尚有姐弟兄妹九人。长女梁思顺（字令娴）189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虚龄六岁时，即遭遇戊戌政变，父亲流亡日本。大致在1900年，思顺跟随母亲来到父亲身边，所受教育因此基本是在日本完成。长子梁思成则比思顺小八岁，也即是说，1901年以后，梁启超又陆续诞育了八个孩子。

虽然关于梁思顺在日本女校读书的情况尚不清楚，但曾经入读由维新派主持的横滨大同学校则无疑问。而据1905年10月14日梁启超写与二弟启勋的信：“思顺今年功课颇进，但不能来欧美，则明年须入东京，苦无佳校耳。”可见其应该一直跟随父亲居住。并且，起码在1909年10月21日给梁启勋的书札中，梁启超已提及：“顷每日与顺儿讲文，亦致有兴味也。”如与梁思顺日后的自述“余十七岁始获受业于余父耳”对照，可知其确实自此时开始接受梁启超特设的家庭教育。

由于子女间年龄的差距，其时梁启超施教的对象主要应为思顺。而令其更多负起教育长女责任的原因，又可能与住址的改变有关。自1906年12月后，梁启超移居距离神户八十里外之须磨村怡和别庄。在这个随后被命名为“双涛园”的寓所里，梁氏一直住到1912年9月底归国。而在梁启超之前，万木草堂同学麦孟华曾于1908年寄居梁家数月，思顺随其读书。麦氏“授以中外史乘掌故之概，暇则从问文学源流正变”，并帮思顺择定了《艺蘅馆词选》篇目。因此，梁启超随后的“讲文”，其实可视为接手麦孟华已经发轫的工作。

不过，当日梁启超对长女的教育，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所谓“辞章之学”，即梁所言“稍从铅椠余，示汝学津筏。颇复雕文心，渐亦解诗律”。1909年11月5日，梁启超函告二弟，“方并力以着射利之书（中学国文教科也），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尽管此《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具体内容目前无法知晓，但其作为国文课教材，先已施诸家庭，并让最早的使用者梁思顺获益匪浅。

而倘若细读写于1910年（庚戌）阴历元、二月份的《双涛阁日记》，可以更为翔实地钩稽出梁启超的家教日程。此时，梁思顺每日的功课有写日记一项，所以，梁启超笔下屡屡出现“为娴儿（辈）批点日记”的记述。岁末作《题艺蘅馆日记第一编》，梁氏亦自道其良苦用心：

日记肇庚戌，藉用知所无。卒岁得千纸，占毕亦云劬。吾唯爱汝深，责难与凡殊。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简编我手答，戢戢蝇头书。发蒙通德艺，陈义杂精粗。当学岂只此，为汝举一隅。

原来写日记兼有学文、进德、发议论多项功能，故适宜用作综合训练。而每日的坚持不懈，又可以践履“古人于为学，终身与之俱”、“程功固要终，辨志良在初”的求学之道，难怪梁启超如此用心逐日批答。

家庭课业的第二项内容为命题作文。此乃依照传统的学文方式，又加入梁启超对史学的特殊兴趣，故1909至1910年间，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思顺用了半年多时间，“补读《左氏传》《后汉书》”，“札记日数条，课卷旬一帙”。这也是梁启超为之撰写《艺蘅馆文卷第一集叙》的由来。日后，梁启超为清华学校学生编着《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依然列入了《左传》与《后汉书》，且教导学生，读史的同时，亦可兼顾“学文”：“《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于学文甚有益。”包括《后汉书》在内的“四史”，“其书皆大史学家一手着述，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人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凡此等经验之谈，当然也是涵括了自家教读的体会。

而梁启超不只是出题目，作为一位慈爱的父亲与严格的教师，在“娴儿读史，欲为札记，而苦无津逮”之时，亦立即以身作则，亲自示范。1910年2月24、25两日的《双涛阁日记》中，即保留了梁启超“为娴儿程式”写下的两则范文，分别题为《读〈后汉书·樊宏阴识传〉》与《读〈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前篇传主虽为二人，梁氏的着眼点却只落在樊宏一脉，篇中多夹以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如首节：

樊重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凡欲成大业者，必不可有见小欲速之心。盖人类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者，以其能知有将来而已。所见将来愈远，则其成就也亦愈大。治生、经世，其道一也。德国人最号迟重，每举一事，常责效于百数十年以后。今世各国，所行义务教育之制，国民皆兵之制，皆德人创之于十九世纪之初，而举世共嗤以为迂者也。及十九世纪末，则向之笑者，咸相师矣。豫章之木，生七年而后可识。其所以自为荣养者，固非朝菌之所得而喻也。

这已是在学文中融入新知识。后篇范文则更近乎旧时习见作法，录全文如下：

此孝义传也。后史率别标“孝义”之名，范书则否，此正以见孝之大也。孝为庸德，孝而别标传，则忠也、廉也皆宜别标传矣。传中诸贤，其从政莅民，皆卓卓有可表见，所谓“锡类不匮”也，岂徒独善其身而已！夫能独善，则未有不能兼善者；不能兼善，斯所谓“独善”者，亦有未可信矣。

蔚宗论毛义、薛包二子，诵其推至诚以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可谓知本。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此其效，岂仅在一身一家哉！

刘平与贼期约，犹不肯欺，所谓“以身殉义”，非矫饰所能为也。其以身代孙萌受刃，此资父事君之明验。苟有血气，皆将感动。贼之起敬，非偶然也。

淳于恭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凡重名节者，亦必重人之名节，斯乃真“锡类”之义也。先高祖毅轩公，平生行谊，类此者甚多。盖一由施恩于人，不愿人知；一由讳人之短，不欲人愧。非安仁之仁者，不能如是也。吾行将述一家传，备輶轩之采，以厉末俗焉。

而以父亲之作为蓝本，梁思顺起码写过《隗嚣窦建德合论》《读〈曲逆侯传〉札记》。梁启超为批改前文，“竟至彻夜”；读过后文，则吟成七律一首。倘若依照《古文辞类纂》的分类，除可归入“序跋类”的史论外，由其指定的题目尚有应列入“奏议类”的《请复宋儒王安石从祀孔庙折》，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女儿的文体训练相当全面，并不存在性别歧视。

上述两项主业之外，梁思顺也学书、学诗，且相当刻苦，一如梁启超诗中所描述：“向拓颜欧书，昔昔劬不聿。有时曼声吟，啾唧若秋蟀。”诗词的嗜好在梁思顺是早已有之，故十六岁即有《艺蘅馆词选》之编。而或许是为了练习书法的需要，梁启超在1910年曾为之讲授《〈说文解字〉叙》。后者其实也可以导向更专深的学问，只是对于当时的思顺还言之过早。

实际上，须磨时期梁思顺以辞章为主的学习，在梁启超那里原本存着深刻的用心，即是为了培植女儿的国学根基。恰如思顺自陈：“生小寄他邦，故国劳延伫。”在一个外在的、强大的日语环境中，故国的文化传统需要经由父辈的精心传授，才能够抵抗外力，在其心中生根。而这份对于自国文化即“国学”的守护之情，在梁启超为女儿十八岁生日所作的诗篇中也有充分的表达：

汝已解作文，幸不病诘。行当渡西海，通邮掇华实。国学苟多荒，虽美终有阙。勉矣锲不舍，希圣究始卒。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

尽管乐于见到女儿博通西学、驰骋世界，但中国文化仍被梁启超视为落脚点，故切嘱思顺即便身居日本，仍不得化橘为枳，而要持之以恒地研习国学。显而易见，这样的家庭教育已超越了单纯的知识培训，而带有更深广的文化意涵。

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视听阅读　　发布时间：2017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