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六说文学教育》 陈平原 着 东方出版社 2016.8

无论古今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毫无疑问，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着名或非着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别的地方不敢说，起码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有人写诗，有人译诗，有人读诗，有人解诗。为一句好诗而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所有这些体验，都值得大学生们珍惜。

本文主要追溯北京大学一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及诗歌教育，描述二者如何相辅相成，结伴而行，既影响一时代的文学潮流，也对北大精神的形成发挥作用。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我既非诗人，也不是诗评家，迄今为止，仅发表过一篇关于诗歌的专门论文，而且还是在二十七年前。作为中文系教授，我有不少文学史着述，但主要讨论小说史、小说类型、叙事模式、明清散文，乃至中国戏剧研究的学术史；可以这么说，“诗歌研究”恰好是我的弱项。既不“扬长”，也不“避短”，故意选择这么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话题，更多的是体现我的“人间情怀”——挑战现有的大学理念，纠正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努力完善中国的“文学教育”。

而这一切，基于我所扮演的三个不同角色——作为文学教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及作为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若干视线交叉重叠，逐渐构成了本文论述的焦点。

一

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

作为文学史家，尤其是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起家的北大教授，如何理解/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回应社会上以及学界中的各种质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这是我在北大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场白”。

为了此次研讨会，北大中文系提供了两个“礼物”，一是北大中文系教师论文集《红楼钟声及其回响——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一是北大中文系学生创作并演出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在论文集的“小引”中，我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人常常与之对话——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八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立场反省‘五四’的功过得失。”至于如何创作这台诗歌朗诵会，曾有过不同的思路，我的建议是：此诗歌朗诵会须体现北大人的立场与视角，以便与研讨会、论文集“三位一体”，呈现“我们的”精神风貌。

“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2009年4月24日晚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举行，观众除北大师生，更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演出刚结束，代表们纷纷跑来祝贺，最大的感叹，不是学生们精湛的表演技巧，而是没想到“诗歌”在北大竟有如此的感召力！

学生中有擅长表演的，这我事先知道；让我惊讶的是，这场诗歌朗诵会的整体构思——分国家篇、生命篇、哲思篇、情感篇四个部分，涵盖“五四”以降各时期北大着名诗人的作品。撇开表演形式（合唱、独唱、朗诵、伴舞、钢琴或口琴伴奏等），只列篇目及作者，此节目单可按表演顺序简化如下：

《希望》（胡适）、《赞美》（穆旦）、《地之子》（李广田）、《金黄的稻束》（郑敏）、《井》（杜运燮）、《黄河落日》（李瑛）、《和平的春天》（康白情）、《月夜》（沈尹默）、《叫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暮》（俞平伯）、《沪杭道中》（徐志摩）、《我们准备着》（冯至）、《春》（穆旦）、《青草》（骆一禾）、《沧海》（戈麦）、《过客》（鲁迅）、《断章》（卞之琳）、《墙头草》（卞之琳）、《小河》（周作人）、《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冯至）、《再别康桥》（徐志摩）、《独自》（朱自清）、《古木》（李广田）、《音尘》（卞之琳）、《预言》（何其芳）、《异体十四行之二》（王佐良）、《异体十四行之八》（王佐良）、《女面舞》（杨周翰）、《诉说》（南星）、《梦与诗》（胡适）、《以梦为马》（海子）、《新秋之歌》（林庚）。

除了特邀嘉宾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先生朗诵《山——从平原走近高山的一种灵魂的礼赞》，其余的诗作，基本上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

朗诵会兼及各种艺术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新诗的美学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加上学生们细腻的感受、专业的表演，以及贯串其中的激情，确实可圈可点。参加演出的，全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曾有人提议特邀某专业演员，后被否决）；而所朗诵的诗篇的作者，均曾在北大就读或任教。前者不难，后者则很不容易——此乃这台朗诵会最出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只是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其学籍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清华与南开；第二，名为“诗歌朗诵会”，只选新诗，不含古典诗词，乃延续了未名湖诗会及未名诗歌节的传统，可以理解，但并不全面；第三，为了减少争议，新时期诗人中，只选了已去世的三位（海子、骆一禾、戈麦）。抛开这些自觉的“设计”，这台朗诵会还是不无遗漏，如缺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文炳（废名）、四五十年代的吴兴华——而这两位，在我看来，都是值得大力表彰的优秀诗人。

即便如此，一所大学的师生，与中国新诗发展史竟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实在让人惊讶。搭建起这场朗诵会的，“明线”是国家、生命、哲思、情感这四大主题，“暗线”则是半部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到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冯至，再到徐志摩、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再到穆旦、郑敏、杜运燮、南星、王佐良、杨周翰，最后是海子、骆一禾、戈麦。这条“暗线”如此清晰，以致任何对中国现代诗歌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漠视（林庚先生早年是清华大学着名诗人，1952年后转为北大教授，讲授文学史课程之余，仍继续创作新诗）。

诗人西渡曾谈及：“在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另一个是八十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他所说的“北大传统”，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大校园里涌动的以现代主义诗歌为榜样的“新诗潮”。而在我看来，谈诗歌的“北大传统”，不应局限于八十年代，而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若这么考虑问题，这场本只是“应景”的诗歌朗诵会，可以有很多的思考与发挥。

一如世界上许多着名大学，北京大学除了关注人类的知识承传、科技革新以及精神生活，还时刻浸染着“诗心”与“诗情”，甚至与特定时期的“诗歌创作”、“诗歌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五四新文化人的提倡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同时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众多优秀诗篇。有人积极关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的形式演进，为理想的新诗写作寻找借鉴与支持；有人“不薄新诗爱旧诗”，执着于传统诗歌的魅力，坚信其仍有灿烂的明天；也有人关注中外诗歌的翻译、诠释与对话，努力探索人类诗歌的共通性。正是这种执着于自家传统，而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的挑战，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才使得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但是，这一传统并非“自然而然”；相反，大学校园里的“诗性”，正日渐受到“科学”等各种专业知识的挤压。最近十几年，我一直关注中国大学为何以“文学史”为中心，思考这一文学教育之功过得失，辨析“学问”（知识）与“诗性”（文章）的合作与分离。我再三强调，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大学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