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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美国的镜子
2017-03-01   来源:      [ ]

陈赛


大学的精神

《大学的精神: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

蒲实 陈赛 等着 中信出版集团 2017.1


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德鲁·福斯特(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长)


走进哈佛园和它周边那些殖民风格或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罗马式的公共大厅和哥特式的教堂,还有爬满常青藤的古老红砖墙……如果说美国人对哈佛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与这种漫长时光所凝固的尊严有很大的关系。借用阿兰·布鲁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

哈佛创立者的意图至今仍然镌刻在哈佛中心校园门口的墙上:“在神让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家园、提供谋生必需品,设立方便地点好敬拜神,也组建公民政府;紧接着我们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并使之延及后代;唯恐当我们的现任牧师归于尘土时,留给众教会的是一群茫然无知的牧师。”

当时,乘“五月花号”客船的102名乘客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于1620年初冬抵达北美大陆,因为艰苦和疾病,仅有53人活到了第二年的初冬。这些定居新大陆荒野中的第一批移民如此深信教育对他们决心创立的美好社会的重要性。16年后,他们就在一条叫牛津的破街上建造了哈佛学院。140年后,这个世界上才有了美国。

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中,作者理查德·诺顿·史密斯认为:“哈佛的创办为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大学传统,这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到美国进行独立革命,摆脱英国的统治时,每个重要城镇和差不多每个教派也都有了学院。有些人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向,是美国在学校方面重量不重质倾向的开端。可是后来进修高等教育的方便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入学较难的大学制度保持极高标准的好处有价值得多:它鼓励多样化,使美国社会不至于产生单一而狭窄的受教育阶级。”

100年前,查尔斯·艾略特,哈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曾说:“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

比起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美国人在高等教育上投入的财富和寄托的野心都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大学应该追求真理,钻研高深学问,永远站在理解与反思社会的制高点,同时又希望它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将大学视为一种公平高效的精英筛选机制,将智力上最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推送到社会上层,发挥他们的潜力,以便更好地领导这个国家,同时又认为教育应该是关于个人的心智与个性成长的,对每一个普通学生的人生负责,拓宽他们的视野,以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碰到“较少的阻挡他们获取成功的障碍物”;他们还相信,大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大学应该为社会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如果大学教育误导了学生,吞下恶果的终将是整个国家。相反,如果大学能教会学生准确自如地表达思想,清晰地思考,严密地分析问题,富有道德感,对国家大事敏感而有见地,社会将受益无穷。”

自从独立革命第一次将哈佛学院推上了国家舞台后,它作为一所大学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之间的命运就展开了千丝万缕的关联。独立革命期间,哈佛学院曾经一度关闭,用作军营。《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中有八位来自哈佛,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时接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从此以后,哈佛毕业生持续影响国家的政策,八位总统都是哈佛人。

直到今天,哈佛仍是映照美国最清晰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哈佛——就像美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最前沿的科技、遍及全球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千里迢迢来到哈佛园,摸一摸约翰·哈佛先生铜像的脚,就像他们到美国,总想在自由女神像前留个影。就像这个国家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说,哈佛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成功地融合了各种肤色与民族,但它的阶级分化也在日益严重。“二战”以后,哈佛在科研上越来越成功,汇聚了越来越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作为代价,是文科不可避免地衰落,以及本科教育的迷失方向。它对于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常常伴随着对于“目的感”以及最初之精神理念的深层的不安全感。

因为美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什么事情都要问一句,到底有什么用?人文学科在过去几十年是受到质疑最多的。去年在斯坦福采访,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起,经常有学生质问文科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但丁?最后他无奈地回答说:“读点诗歌和小说,有助于你们科学家培养想象力。”在哈佛也一样。只不过人们会含蓄一点。《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斯·杜塔特在哈佛读书时,选的是历史与文学专业。有一次他问导师,这个专业对他意味着什么?导师说:“你知道,如果你想去咨询公司或投行,历史与文学学位不会有什么妨碍。”

2012年,《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报告,分析为什么这么多常青藤的毕业生跑去为华尔街工作?2011年的数据显示,17%的哈佛毕业生去了华尔街,耶鲁是14%,普林斯顿则是36%。

“多么荒谬的数字!”这位作者评价说。他最后的结论是,是常青藤的教育出了问题。他们自称“自由教育”,却既没有教会学生怎么生活,也没有教会他们如何谋生。学生们在大学里读着笛卡儿、研究着恐龙灭绝的原因,毕业后所找的工作,却与所学毫无关系。这些人聪明绝顶,精力充沛,却完全不知道要拿自己的人生做什么。华尔街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困惑,将这些美国最年轻最有才华的头脑网罗至麾下。

哈佛教育是“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这是哈佛377年的历史上从未背弃过的原则。

“自由教育”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鄙俗”和“高尚”之分,前者以“劳作”求谋生,后者则以“沉思”为理想。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其目的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性的完善。“自由”就是不“鄙贱”、不“卑陋”。后来,古罗马的塞尼卡将Liberalis的意涵由“自由人”转变成“使人自由”,即心灵解放的涵义。也就是说,自由教育是与灵魂相关的教育。

每当哈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边界变得过于模糊时,“自由教育”就会像一个人身体的自免疫系统一般,急吼吼亮起红灯。哈佛每二三十年一次的通识教育改革就是最容易踩到红灯的,每次改革引发的争议,按一位教授的说法,“比迁祖坟还热闹”。因为作为自由教育的“公共面孔”,通识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一所大学最深层的自我认知,以及它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

哈佛第一次尝试建立通识教育框架是在“二战”后。美国作为“民主”、“自由”的一方对抗苏联危险的“集权主义”,知识的共同基础只能落在“价值观”上。人文学科内含的西方文明遗产,社会科学所承诺的对普通生活的理性分析,以及自然科学作为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完美地符合整个计划——以通识教育培养优秀公民,以优秀公民促进民主社会。

到了70年代,经历过60年代的反文化动荡和越南战争的幻灭,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共同价值”、“规则”、“大课”,新的核心课程不再试图传授“价值”,而是获取知识的“方法”——长久以来西方文明对“善与恶”的道德判断变成一种“道德推理”的智力训练;“二战”的历史可以与朝鲜金氏王朝的历史平起平坐,都是一种分析方法;就科学而言,你可以选择《人的进化》,也可以选择《恐龙与其亲属》……70年代的美国大学已经在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运作和进步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学校研究经费在联邦政府预算中的份额稳步增长,各类机构也都认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大学教授开始成为政府、公司、大型基金会的顾问并备受瞩目。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教授总能进入内阁或者占据其他要职。还有什么比“方法论”更安全、实用的共同基础呢?

从2002年开始,哈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通识教改。此时它与美国所共同面对的,是“9·11”后对于世界的恐惧与茫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技革命的剧烈冲击,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在这样一个极度不确定、不稳定、深度割裂的时代,怎么理解哈佛本科教育的共同基础?共同的知识核心要放在哪里?

教授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继续强调方法论,还是来点实在的干货,具体的事实?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权,还是给他们更明确的指导?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分割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与比例?如何确定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轻重缓急?知识与所希望培养的能力之间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科学到底要如何纳入自由教育的框架?哈佛的学习经验应该更多地与外部世界连接,但分寸要如何把握,以免过度功利化的嫌疑?国际视野与美国价值观之间到底如何平衡?哈佛到底想做一所世界大学,还是一所美国大学?

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仍然是,到底哪些知识可以纳入“核心”的范畴?比如宗教,就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曾经提议单列一个“理性与信仰”的知识范畴,关于宗教的学习能帮助学生理解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鼓励他们思考21世纪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宗教暴力的文化冲突、关于干细胞或克隆的伦理学分析等。但这一提议遭到科学教授们的激烈反对,比如哈佛的明星学者史蒂芬·平克说:“把‘信仰’与‘理性’两个词平行放在一起,就像把天文学和占星术放在一起,说这两种思考方式是平等的一样。大学是关于理性的,纯粹而简单。在这里,除了宗教机构之外,信仰没有立足之处。而且,我们的社会也不缺这个。”最后,通识教育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是,把宗教相关的课程列入其他的范畴,比如“文化与信念”,在类似“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课程中可以触及宗教问题。

另外,随着学科之间边界的倒塌,为各个学科的知识整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要怎么贯穿到学生的教学中去?着名生物学教授E.O.威尔逊就认为,未来最好的教学方法不是基于学科,而是基于问题,一上来就抛出那些不仅与学生个人切身相关,而且对人类亦影响深远的大问题,比如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里已经贯穿了物理、化学、生物、道德、法律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逼迫学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人类共同体验的核心成分。


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视听阅读  发布时间:201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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