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景贤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戴景贤 着 东方出版中心 2016.4

今夏钱师宾四九六大寿之翌日，同门诸友相约往杭州南路宾四师新居共聚，表贺寿之忱。余抵钱府之时，诸友已先至，满坐一堂，而宾四师居中，如往日。未久，宾四师微露倦容，师母即请稍作休憩，谈话遂止。约隔时许，宾四师乃重起会客，一时容光焕发，师母从旁笑言：“此于师乃如一新日。”众人遂环侍聆师言，而师亦畅谈竟夕。此之一夕，乃余生平与师晤谈之最后一次，亦余毕生将永难忘怀之一日。未久，余即出国省亲。逮返国未数日，本拟与诸友相约再谒，则已接师遽逝之噩耗。孔子死，门弟子为服心丧三年。宾四师之于我，乃至与我共学于钱门者，其恩情又岂亚于父母之生我、育我？数日以来，凡此二十余年从学于师之点点滴滴，乃不时浮现目前，如昨日事。因思就记忆所及，略记其印象较深者，既以表对师教育之恩之怀念，亦欲并世知师之名、慕师之学者，有以见师平日教学诲人之一斑。

余之从学于师，事始自一九六八年之夏。时余乃一高中二年级生，方将准备投考大学。然平日所喜，尽文史书。常念：如今日学校之课业种种，多记忆、少启发，自限于此，适以斫伤聪明；然不用心，又将丧失续受教育之机会。每以此自苦闷。而侪辈之中，又实乏可与共学切磋之友。一日乃由姻亲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者某君处，借得宾四师所着《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大欣喜，一周之间，凡读四过。其时余已知读宋明儒书，如《近思录》、宋元明儒《学案》之类，又颇涉猎近人之书；乃觉师此册，虽系一讲录，凡理学之基本观念，他书之释，盖无有若是之明晰者。遂自访书肆，遍购宾四师其他着作。又自忖：报考大学既有“历史”一科，何不即以师《国史大纲》一书作课本，当不复觉无聊。凡此皆在余谒师之先。

未久，家父偶与其朋辈朱国洪先生谈及子女事，谓：“余有一子方立志文史，刻正读钱宾四先生书。”朱先生乃曰：“余亦钱先生早年于苏州中学教书时一学生。何不由我引见，或可从学于先生未可知。”此即余从学宾四师之因缘。时适闻宾四师将于中正堂公开演讲，遂由朱先生为介，于演讲结束后，正式为余请谒。余犹记当日宾四师之讲题为《文化与生活》。宾四师言：“文化必由人类生活开始，无人生即无文化。然人之生活，则必又是生活于文化之大生活中，人生无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宾四师讲时，一字一句，举手投足，莫不精神会聚。余之始识一大师之言谈风范在此日。

会后朱先生领余趋前，与宾四师略谈数语，说明来意。犹记当时尚有一大学生，就读某校工学院，亦在侧，以一问题询先生。大意谓：先生所言诚是，然今日乃工商社会，先生将如何使中国固有之学术“科学化”？宾四师仅淡淡言：“君有此意，自可往此方向发展；余意则殊不在此。”某君若欲又言，师则不愿再谈，转首询余名字等。遂语云：“汝乃一中学生，而知立志向学，甚好甚好。”不久接待人来迎，先生遂步向出口，临行乃又回首略颔。此日之一幕，距今已历二十二年，然犹深烙余之脑海。

既经朱先生中介，余乃请家父伴同，初登钱府。时先生与师母似新由金山街寓所迁来素书楼未久，一园皆土石，未若今日之草木扶疏。见面礼毕，余乃再陈来意，宾四师言：“记得记得。”随即询余平日好读何书？余言近日读《孟子》若有得。师乃又问：“汝于《孟子》，最好何章？”余答：“余最好《知言养气》一章。”师略颔首，继则畅言其往日读《孟子》之种种；即后记于《师友杂忆》者。师遂又转向家父言：“汝有子知好学，自当欣慰。然读书乃终身事，须用工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勿期其遽然有成。读书不当仅与今人比论，稍有成即知足。尚须上友古人。汝子交我指导，仍须凭其自己用工。”随即向我言：“汝在此受学，勿期能得何称许之言，唯自勉力向上而已。”当日之谈话仅此而止。归途之中，余虽无能吟弄风月，然欢欣雀跃之情，得未曾有。

余自是乃每周登门请益。一日师问：“汝平日近人中好读何人书？”余答：“余最好读黄冈熊十力先生书，常置案头。最不喜者，乃梁任公书，觉处处于己见有抵牾。”先生言：“余至北平，任公已前卒，未及见。其书多误，陈寅恪即有此言。熊十力则我甚熟，往日在北平时，尝同住一处。汝所好，乃十力何言？”余答：“十力书我颇熟，且有批点。他日当面呈。”另日，余遂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诸书往。师读其一二章，乃以指示余，曰：“若此等处，乃其见解；若此等处，则其粗疏。汝所圈皆无大误。若此细心，可读书。”又询：“汝除学术思想外，尚好何学？”余答：“理学家言外，余最好读古文辞。”师又问：“古文家中汝又最喜何人？”余当时脑海中，但记有一篇篇古文，所好乃其体。骤然遭问，尚不知何辞以对。略作寻思，乃举欧阳文忠。师乃言其早岁读书知求识书背后着书之人，初即因好古文。因以韩文公、欧阳文忠为例，言其大节，旁及顾亭林等；嘱勿忘于此等处寻入。随又言及古文之义法，乃至评点去取等。此本余所素喜，遂觉大有收获。师又言其藏有归、方评点之《史记》乙部，余既好此学，可以相赠。余遂得一书。后此书为人取去未还，今遂觉失一纪念。“读书当仔细辨精、粗”与“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此为余初识宾四师，得其教诲，领略最深之两点。

及余进大学，师又嘱言：“汝在此，年最稚，必有人相询；余不望多人知，扰汝之志，汝亦勿自言。”故余于台湾大学就读最初之数年间，此事殊少人知；知者唯何佑森师、裴溥言师二人，以常在钱府故。后因整理宾四师讲辞，乃渐有人知。余在师门，私自请益之外，亦旁听师为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所开课；事在始入大学之次年。盖其前二年，余已着手读《通鉴》，又上涉《左传》。乃以三《传》同异之问题，条记所见请问。师读两三条，乃弃不阅，言：“汝所记，尽纠葛于清人经学门户之见中。汝欲研究《左传》，可先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长史学见识。汝既对史学有兴趣，可来旁听余史研所‘史学名着’一课。”余遂以一大二之学生，与史研所博士班研究生同听课。

其第一堂课毕，师乃留余问心得；余遂就课堂所闻，举言其要。师言：“汝既有兴味，可于下周起，携录音机将余所讲录音，笔记成书。”故自下一堂课起，余即遵师命由边座挪前，次师位旁。此事直至最近一二年，课堂讲授始改换形式，延续亦十余年。而余初始，以最稚龄之学生，跻身课堂，后乃成为素书楼听讲时间较久之一老学生。

余除遵师命读顾氏书外，凡每堂师所举之史学名着，必逐部翻阅其大概。当时感觉，乃如登宝塔，一级还胜一级；又如环山而上，柳暗花明，一景未去，一景又来。余之于史学略窥门径，自此始。余尤深叹师每逢上课，仅据各书之序言、目录，即用以剖辨源流，可谓令人叹为观止。余后知留心“目录之学”，亦自此课之获启示始。

余同时又读师《孔子与春秋》一文，得大影响。而其前一年，余已先读师所着《国学概论》。犹记当时取《概论》一书，读第一章，名《孔子与六经》，即骇然于师言所谓“六经”与“孔学”之分别。盖余之投考大学，以中文系为首志，即受熊十力“儒学义理当求之六经”之观念所影响。今若言“六经”与“孔子”之关系仅此，则岂非已是误认门径？然余取师之所举言者细思，终觉其说确立无可疑。自是余乃知经学考据别有工夫，非言义理者所尽知。而黄冈熊先生之书，余亦自此不复读矣。

余既读《国学概论》，遂留意经学之书；而此年读《孔子与春秋》一文，乃如拨云雾见青天。余遂续读先生有关经学诸文，如《刘向歆父子年谱》、《周官着作时代考》之类。而《孔子与春秋》一文中屡举清乾嘉时代章实斋说，余亦因此知读其书。余当时于《文史通义》书中重要之篇章，几能暗诵。后宾四师于课上，果举其书，列名着，余乃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