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

《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李希凡 着 东方出版中心2013.1

　　1956年，对《人民日报》，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改版，由四个版增加到八个版，各组都扩充了编制。部门名称也改了，文艺组改成了“文学艺术暨副刊部”，下分四个组：评论组、作品组、副刊组、美术组，从社内外调来二十多位编辑，三位部主任林淡秋、袁水拍、华君武。两位副主任，一是田钟洛同志，一为苏光同志。可谓人才济济!我自然在评论组。

　　报纸7月1日改版，大批人马都在四出约稿，我奉命去上海。上海是近代史上文人聚居之地。我虽是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去上海，但光乔木同志就开出十几位老人、名人的名单，我一位一位地去拜访约稿就是，更重要的是有《人民日报》的金字招牌。我到上海，住在《人民日报》记者站，当时常驻上海的是一对夫妇季音和习平。他们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习平可能还要小一点，两个孩子都只有几岁，还有一位老人。至少第一天早餐是他们招待我的。习平同志是个爽快人，我到上海约稿，她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第一天，她就教我先去拜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别露乔木的名单，先请他给你介绍几位作者。你见他就称呼他“春桥同志”，千万别加什么官衔，他不喜欢。我问为什么?习平半开玩笑地说：你看中央领导同志，不是都有特定的称谓嘛——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独少奇没称官衔，全党都称他少奇同志，主席不在，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我表示还是不懂，这时，季音同志已经截住习平的话。说希凡刚来，对上海很生疏，你讲这个干什么!习平嘟囔了一句：我就看不惯他那臭架子。此前，我不知道张春桥是谁，更不会想到未来他“文革”时的“叱咤风云”，但搞宣传的，到地方去先拜访宣传部长，这倒是惯例。我打了个电话，秘书通知我，上午十点春桥同志等我。我准时在他办公室见到了他，无须说明来意，因为全党都已知道《人民日报》要改版，张春桥说，你来上海约稿，无疑是约文艺稿，这里既有老左翼，也有老解放，上海党支持《人民日报》多在上海开展工作，老人、新人都可以约稿，上海很重视培养工人作家、青年文艺工作者，他推荐了姚文元和胡万春。我自然先按照乔木同志的名单，去看望了许多老学者、老报人，如施蛰存、谭正璧、赵景深、傅雷等；也到上海作家协会拜访了吴强、峻青、以群、孔罗荪等同志。有些老先生，还曾是上世纪30年代鲁迅笔下的“论敌”，但他们都是知识渊博之士，这次出差我不是为评论版，是为文艺部，主要是为副刊约稿，因为副刊什么稿件都需要。老先生们都愿意给副刊写稿。我去傅雷先生家约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讲到住处，他的家既不同于雪峰同志在北京的旧式四合院(现在是大杂院)，也不是郭老那样的旧王府老宅，而是几间既有红木家具，又有现代书柜、沙发陈设的静静的小院。房间不多，我看到了一架钢琴，我想它就是造就傅聪的那架琴了。傅先生很健谈，不仅熟悉欧美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深。听我说，我和傅聪在华沙使馆有一面之识，我也见到傅夫人和傅聪的弟弟。兄弟二人都像母亲。傅聪是当时留学生中的美男子。母亲很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傅聪在华沙的生活情况，其实，我已回国一年了，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何况道听途说的东西，也不能传给他父母呵!只能说，他在波兰很有名，我在联欢节上听了他的演奏，很受欢迎，至于有几位波兰姑娘在追他之类，却没敢透露一点风声。

　　我在波兰听人谈起傅聪的“音乐教育”，就知道傅先生是位严父，对傅聪也有过棍棒教育，但一看见傅夫人，又知道他有一位温柔文静的慈母。傅先生并没有多问傅聪的情况。我说明来意，特别说明，乔木同志、邓拓同志，希望傅先生给《人民日报》写写文章谈谈文学翻译问题，现在国外文学译得不少，译文好的却少。傅先生说，现在谈这问题有点难处，谈深一点就得举实例，谈实了就要得罪人啦!他认为，译文当然要符合原意，他还认为，如果遇到习俗的用语和成语，最好还能找到和本国含义相同的语言和成语，这样并不损害原文，又能使译文活起来，加强读者的理解。他问我，读过他翻译的书没有，我说：我只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儿》。他笑了，说够多了，这是我大半辈子的工作。我说，读《约翰·克里斯朵夫》时，年纪不大，有好多读不懂的东西。巴尔扎克的这两本书，我很喜欢读。我最早还读过一位姓高的翻译家译的《欧也妮·葛朗台》，我倒不是当面捧场，高译本确实不如傅译本生动感人，深刻耐读，特别是对老葛朗台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傅先生听了我的看法，倒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看他的译文，注意有什么看不懂的译文原意，记下来告诉他。当我告辞时，三小时已经过去了，傅先生很客气，留我吃饭。我笑着说：我没吃过上海汤包，我已看中了南京路口的汤包店了。傅先生送我出了小院。我不虚此行，1956年到1957年，我曾收到他两篇文章，都发表在评论版上。此后，虽也通过几封信，但也就见过傅雷先生这一面。我这次出差上海，主要是按乔木同志开出的名单去拜访约稿的。约有十数人。1956年创刊后的那段时间老人们写的稿件陆续寄来，也都陆续发表了。

　　当然，张春桥推荐的几位青年作者，我也都拜访过了。我只约了姚文元和胡万春写稿。胡万春后来成了我的好友，但不知为什么他始终没给我寄过稿子。姚文元我是登门拜访的，那时他虽已有了名气，但也像我一样，不过是《萌芽》的普通编辑。我见他时，上海已是盛夏，他只穿着背心短裤蹲在椅子上，看到我敲门进来，他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自报家门，彼此虽未见过，却已知名。用不着客气，我说明来意。他当然知道《人民日报》要改版，他爱写杂文，也搞评论，我向他约了稿，又请他介绍了一下上海工人作者的情况。大概因为彼此都拙于言辞，谈了一会儿，就无话可说了。他送我出来，我这北方大个儿，总觉得他长得太矮。1956年的副刊上，也发过他一篇杂文，但忘了是什么内容。

　　在上海出差，我遇到了两大困难：一是语言不通，主要是我听不懂上海人说话；二是走路不辨东西南北。在北京，我有飞鸽牌，骑着它可以满城赶场。上海当时公共汽车也较多，而这个弄，那个弄，我总走错路，好一阵子，才能找到老先生们的家。看起来，能住上傅先生家那样小院的，实在不多，而且一般地说，即使大名人，也往往住得很挤，似是比北京的居住条件还差一些。当时的“洋房”高楼虽比北京多一些，却没有几个文化人能住得上。

来源：《书摘》201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