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许倬云 着 鹭江出版社2016.1

　　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这跟大马猴不一样，大马猴也是成群结队的，但它们不是有意识地结合成群。从春秋时代起中国人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飞鸟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识来结合人群，用群体的力量来克服环境的困扰。所以我先讨论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譬如我们到“清华大学”的小吃部，走到那一个柜台之前，都有许多选择，到达以后选择就局限了。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产生了自己的特色。这特色会经常修改，不会永远不变，虽然一次只是修改一点点，时间一长，修改就多了。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本身要延续的，所以就和别的文化不一样。这跟个人是一样的，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三岁时所获得的处理经验和方法，可能就一直随到老。人群的结合大概有几种可能，最主要的是生理性的，譬如一夫一妻再加几个小孩，这是最自然的单位（虽然在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单位产生了困难，譬如现在美国有很多夫妇没有小孩，甚至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也可以结婚，这些都离开了生理的条件）。人类大多数的经验里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亲缘性或血缘性的团体。另一方面人跟人的结合情况，是地缘性的结合，大家经常住在一起就变成小小的社群。

　　这两种小群，地缘性和亲缘性的小群，是人类结合的最基本方式。但两种小群都会成长，基本单位的小群会成长为大一点的村落，或是成长到许多村落结合在一起的更大单位。族也会从家庭成长到更大一点的单位。大概说来，面对面的交往而生效的约两三百人，超过两三百人的更大的群体就需要其他东西联系，依赖符号，自觉地认同自己是群体里的一名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本身是创造符号的东西，而它本身也是符号；等到人群要倚重符号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不能单单靠面对面的交流了。换句话说，团体大到要用符号来联系时，就表示生活的需求已不是依靠直接接触的了，而这种更大的需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出现在我们破坏生态的时候。如果我们眼睛一闭就可以随手抓只兔子，就不必和别人合作；或是我们摘水果就可以维持生活，也不需要和别人合作。可是人类破坏生态的速度极快，生态一破坏，就是必须要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生产食物的阶段，即是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初级的群体扩张为更大的群体，而由此，生产需要组织化，人群需要组织化，消费需要组织化，分配需要组织化。人类所面对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我们创造另一种环境，人为的因素超过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类摆进去的人为因素，其影响力比天然的影响力还要大，日子愈过愈复杂，人为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愈大。于是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延续性愈强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而每个文化特质的出现以及走向某一个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强。直到另一个阶段，人类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头由分歧走向融合交流。

　　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开始不是新石器时代，而是在“政团”出现的时候。我用“政团”一词，为什么不用“国家”这个名词？“国家”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特别意义，它在西方历史发展出来而获得的意义，与非西方的“国家”意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们拿西方意义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意义的“国家”交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混淆，因此我避开这个词。当然稍后我还是会用“国家”这个名称，但请记住，我用的时候，是超越任何文化传统的说法。我用“政团”是表示政治化的团体。政治化的组织，有政治意识地以集体力量组织团体，这个集体力量超越个人力量之上，而这个团体在集体的约定、集体的力量共同约束之下，就可称之为state。我从政团出现的阶段来考虑这个问题。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寻找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组织方式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难题。在这个时候文明（civilization）产生。在我的定义中，文明的产生和政团产生的步伐是一致的，因为文化的复杂性跟社群内部的分歧、分化与生活需求有极密切的关系，文明起源的时候就是政团出现的时候。

来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阅读悦读　　发布时间：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