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 杨天石 着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6.8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在伊犁送别老友邓廷桢时，写下了“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的诗句，颇为悲壮。
他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此时年近花甲，邓廷桢更已是六十八岁的垂垂老者。此前两年，两人因在两广查禁鸦片事宜同被革职，遣戍伊犁“效力赎罪”。嗣后邓廷桢被先行召还，林则徐临别赠诗，内心自有起伏波澜。对于他这样执着事工，以“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入世追求为人生目标的官员而言，遁入佛门恐非终极理想，但是无端受谤，衰朽之身，孑立塞外，“歧路又歧”，已是愤懑满怀，一句“青史凭谁定是非”之问，更在声嘶力竭中将一股不平之气喷涌而出。
在林则徐内心深处所冀望，还是雷霆过后的依然能够重整朝纲、澄清玉宇的皇恩雨露，“青史毕竟有是非”，裁断“是非”靠的不是圣明君主，而是历史学家的敏锐、严谨与辛劳。
还原本来的面目
良史的风骨与担当跃然纸上
杨天石先生在本书论述的时段，上起鸦片战争，下迄“五四”前后，是通常“中国近代史”的年限。这一时段的历史书写，其实面临着特别尴尬和矛盾：表面看来，在中国，相对于此后数十年，这个时段由于与当下的人事（特别是政治变迁）已有相当的历史距离，似乎有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言说空间，且能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但实际上，在历史书写的背后，依然看到种种无形的桎梏。这种桎梏，既有来自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等等的影响，也有历史自身“层累的”形成的不真实，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真实”恰恰因为与当下的历史距离，已成为历史刻板印象，如何纠正，让历史真真切切地展现本来面目，绝非易事，也正因其不易，才更加史学家的史识与史德。
譬如，对于“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枢纽性的事件被写入法定教科书，因而大约高中文化程度以上者都耳熟能详。本书中重点订正了三个由来已经的讹传。
其一，所谓“废弑密谋”完全是康、梁和谭嗣同等人的虚构。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盛传慈禧太后曾与荣禄密谋，准备于戊戌当年九月，利用皇帝到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和暗杀光绪，杨天石查阅史料（特别是参照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毕永年日记），剥丝抽茧，并以常识逻辑为判断标准，判定“与其说‘天津废弑密谋’是康有为等人的猜测或忧虑，不如说是虚构，目的是为自身的武力夺权服务”。
其二，与此相对应“围园捕后”，也就是“戊戌六君子”罹难后第二日，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中指责的康有为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之密谋，证据确凿。尽管十年之后，康有为在慈禧身后的《上摄政王书》中，对此还在矢口否认，并诬以袁世凯的离间，但杨天石先生参照海外所藏文献，同样给出定论。
其三，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自颐和园回京，缉拿康党，发动“戊戌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的结果，而是受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的杨崇伊此前的奏本的影响。袁世凯确曾去天津向荣禄告发康有为等的密谋，但那已是慈禧宣布再度临朝，重开“训政”，查抄南海会馆之后的事了。
杨先生说，“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
放慢历史的脚步
审慎地使用价值判断
换个角度，辨别近代中国人事观念“真伪”之难，还与近代中国变革速度“快慢”相关。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国人政治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革速度之快、程度之剧，时常令人惊叹。昨天鼓吹变法的维新派，今日就成为人人喊打的保皇党；昨天开眼看世界的学界“先知”，今天就成为力倡复辟的政客，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各种东西方社会思想纷至沓来，多少青年不仅目中“无君无父”，更甚至于对婚姻家庭的基本人伦弃如敝屣，已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1903年，章太炎与康有为辩论中国革命问题，方之海内外英雄，将法国拿破仑与美国华盛顿奉为“魁梧绝特之彦”，称之为“二圣”，誉之为“极点”。康有为甚至认为，中国革命无法成功的原因，正在于一时产生不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
世事茫茫，浮云苍狗，不想三四年之间，两人的身价就大起大落。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民报》撰文《官制索隐》，居然大笔一挥，“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同一年，吴江柳亚子更是写下“华、拿竖子何须说？”，在柳眼里，当年人人称颂的元勋，此时已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人。
同样的剧烈变化，也发生在梁启超身上。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对共和政体的向往更加溢于言表。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梁启超得以在美居停十个月，不想，这次访美的经历，却让梁启超理想破灭以至痛哭流涕，写下“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的惨痛语句，一向钟情民主共和的任公，旋即开始大肆鼓吹俄罗斯式的开明专制，所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杨先生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在杨先生看来，章太炎、梁启超等的急剧转变，固然个人冲动、激烈和不无偏激的性格相关，实际上体现的是近代中国时势转移之剧烈和迅速投射在知识分子身上呈现出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在提醒我们，研治近代中国历史，要尤其审慎地使用诸如“进步”“落后”，“革命”“反动”之类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范畴。
放宽世界的眼光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为因果
杨天石先生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卓绝之处，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海外文献。二十年前，他就在访谈中提及“凡有机会海外访问，所到之处，总以收集中国近代史料为乐事”。即以这本《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为例，所利用的海外中国近代文献史料就包括：日本外务省档案藏孙中山谈话记录、日本外务省档案藏毕永年日记、日本外务省档案藏须磨村密札、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井上馨文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梁启超未刊函件、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段祺瑞未刊函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等等。
三十余年来，杨天石先生极其重视“海外访史”的功夫，在他看来，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和世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与国际格局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海外许多档案馆，例如日本外交史料馆、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伦敦公众档案馆、俄罗斯档案馆里，都保存着许多有关中国的官方文书。此外，在海外的一些图书馆或私人手中也还保存着若干个人文书。其中也有许多和中国有关的资料。例如，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有几百个日本近代头面人物的文书，其中就保存着不少中国人的书信。第二、中国近代史上有些重要的私人档案存放在海外，例如顾维钧、孔祥熙、宋子文的档案，都保存在美国。第三，1949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撤离大陆时，搬走了大量核心的、机密度较高的、成系统的档案，这些档案目前也在陆续开放中。
在杨先生看来，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正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突破口之一。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