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8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地维系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有亲情、友情和爱情，亦有师生或师徒恩情。或许存在不愉快，甚至是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却也增强了应对生存不确定的能力。但近三百年来，还有一种强大的联系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类——民族主义。大大小小不同的人群彼此结合并形成一种合力冲击，因循于它，凭借一种抽象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我们奉献自身，包括金钱、财产乃至于生命。我们据此获得了力量，却也可能遭遇苦难。可遗憾的是，我们对之或许并不熟悉。

致力于东南亚研究的政治学家安德森在他的经典着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呈现了现代“民族”及其主义是怎样诞生的历史与政治。这本并不太厚的着作实际上开启了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纪元，注意到了一种自18世纪以来才逐渐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诸多形态，看到或者追溯到了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并在其以外的东南亚、南北美洲、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各个地方的传播与流布。

　　时间计算统一

互不见面的彼此却可以想象同时在场

　　对世界历史进程而言，近代以来的法国大革命，即1789年这一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并带有时间标志性的分水岭。由此编年史意义上的前后、新旧、现代与传统等的两分式的断裂观念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地出现，并可以借助有刻度的钟表时间去予以清晰地呈现、累计和计算，由此一种全球意义的互不见面的彼此可以同时在场的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的图景得以显现出来。就在18世纪的最后那25年当中，仅英国一地的手表年产量便达到了15万到20万块，整个欧洲大约也不会少于50万块的年产量，且这些手表大部分是行销到了英国或者欧洲本土以外的那些地方去。

有刻度的时间不仅是计时的工具，还帮助人们构建起了一种彼此同在的共时性的意象表达。今天跟哪怕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说要八点钟上课，他都极为清楚地明白其真实的含义究竟是指什么，那显然不是自家对面两山之间日出的时间，更不是自然醒来做事的时间，而是家里、学校、商场乃至于街头巷尾都悬挂着的钟表以及人人手上所佩戴着的手表的那个刻度时间，并且彼此模样相似，且保证分秒不差，这就是现代世界的秩序构建的时间规则抽象化的基础，并影响到了互不相识但却彼此可以去想象彼此共在的人群共同体的意识。它成为作为现代性重要特征的民族主义的根源和动力的基础。原本四处分散开来的个人，由此而可以凝聚起来，并不分彼此地形成所谓的一个民族的大家庭，由此而有了可以借助个人想象能力而有的世界空间意识。

　　印刷资本主义到来

建构一种人与人的抽象关系

　　此时，印刷资本主义开始粉墨登场，一份把世界各地一天内所发生的事件大拼盘般地同列于之上的地方性新闻报纸。世界的秩序由此而发生一种巨变，相互隔离的方言因为日益提升的共同语的出现而变得可以交流并趋于一体化，人们由此而在一个超越了面对面交流的更大时空范围内彼此联结在一起。

　　所有的社会安排以及文化的创造，都在为这种联结而做着自己独特的贡献，教育、宗教、出版、交通、媒体，由此人们虽相互并不认识，但因为有共同性的民族观念的存在而彼此实现了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无疑是通过一种超越感受性之上的想象才能被制造出来的，它的基础在于人首先知道并印刻了彼此因为一体国家的原因而有的一种共在，否则我们就真的难于理解超越于亲情之上的那些对陌生人的关怀、帮助与友善。

　　换言之，我们不再是去发现和建立属于自己的亲情、友情以及恩情等的联系，而是各种形式的平面媒体把这些都一股脑地推送到我们的眼前，凭借一种抽象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我们奉献我们自身，包括金钱、财产乃至于生命。由此本来是领导人之间的较量的游戏，借助种种迅捷媒介的传播而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领导人躲在幕后，牺牲的却可能是来自最普通家庭的平民。在伊拉克战场上死去的那些战士，有多少是和经常有时间去农场休假的美国总统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亲情关系，但他们为了抽象的美国利益或者背后还是美国利益的“国际主义”而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这一点上，安德森是睿智的，他为人类保有了一个可能更加去倡导关注周围人存在的面对面共同体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因为印刷资本主义的盛行而差不多被一举荡平了。今天我们无疑还有社区概念的存在，但邻家的生活根本进入不到“我”的世界里，我们对周遭冷漠的同时，却洋溢出来无限地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兴趣，那里发生的一丁点的小事都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激动不已。所有这些近乎真实的感受实际却不是真实本身，而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真实，它跟空间距离的远近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关联，即越是遥远之物就越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想象空间之中。

　　殖民主义扩张

现代民族国家的复制

　　安德森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并非必然，而是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之间彼此勾连，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有计划、有步骤以及有控制力地对于海外世界的殖民地建构成就了一种民族主义者的认同而非相反，那些后来站出来振臂一呼的民族主义者，都是与远道而来的作为征服者的白种人有着共同语言、法律意识以及文化自觉的本土斗士，他们往往是因为处在与白人接触的最前沿而习得了白人那套思维、规矩和法律。

　　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的模型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得以无数次复制完成的结果。那些本土的民族英雄们无需费吹灰之力，只需唤醒广大的民众，一切便可垂手而得。

　　同时，殖民主义也从来都不是虚妄的，它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民族观念的构建上，他们也无形之中推进了这样一个西方民族国家的小模型的构建完成之后再一个个地与之发生分离，由此我们看到了由受到西方教育的民族主义者引导的对于西方世界支配的奇思妙想般的脱离，但他们所构造起来的绝不再是一个独立王国而是长得和西方世界相差无几的又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自然也不能有人低低在下，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均质化的社会图景的打造成为了民族国家构建未来世界的口头语，但这个目标永远会是在一个建设的进程之中。这成为安德森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最为典型的模式。

　　今天可以清晰感知的想象的共同体建立在超越彼此面对面联系之上的一种人想象力的发挥，它使得世界中彼此本不相关、没有联系、相互不认识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坚实的联系且似乎还难分彼此。但这又显然是一种虚幻的联系，每一个人的冲动和好奇借助共同体媒介的平台而相互扭结在一起，由此一种每个人似乎都需要的并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真实发生的民族主义的热情得以井喷式地涌现并使之固化，寻找机会蓄势待发。这种力量无疑可以带来社会中更多的财富，人口红利以及可挖掘的资源，但它也同样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战争、饥荒以及作为传统的文化的彻底毁灭。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