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有时间上的生态位差，被抓的多为夜间活动的“害虫”，而益虫、尤其鸟类晚上很少活动，所以没有被伤害。“害虫”还在，这个物种并没有消灭，它们还有吃的喝的，但是想形成大种群还面临着下面一道道关。生态平衡建立起来后，益虫益鸟多了，它们想成灾都没有了机会；没有农药、除草剂，燕子、麻雀、蜻蜓、青蛙、蟾蜍、蛇、刺猬都回来了，它们也要吃东西啊，“害虫”就是它们的美味佳肴。多样性的作物混种增加了抗虫害等风险的能力，多样性的生物群落是稳定的。在生态农场，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蔬菜，还有莲藕、大豆、花生、芝麻，如此多的作物种在一起，虫子都不知道去吃那一种，加上它们自投罗网，各种天敌守候，在真正的有机农场里，虫害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有人说，将杀虫的基因转到庄稼里让庄稼自己生产“农药”不是更好吗？这恰恰又打乱了生态平衡，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虫子不吃你转抗虫基因的庄稼会吃别的，并没有除根。而且那么多种虫子，基因又具有特异性，也就是一种基因防一种害虫，那你得转多少种基因啊？为什么不利用现成的物种呢，自然界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成千上万种害虫的天敌，这些物种会携带多少亿个基因呢？转基因除虫技术，正如持薪救火，是错将汽油当成了水泼向了燃烧的火焰中。事实上，转基因后不但要继续打农药，还要用专用农药，专用化肥，专用除草剂，这“三专”再加上转基因专利这“一专”，四座大山压榨之下，农民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农田里没有了“害虫”，“四专”吃什么？
农药贩子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的成果。当我将我们的做法跟一个农药贩子讲时，他非常烦躁，并反复讲，他们的农药如何如何有效，并如何如何没有毒副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转基因鼓吹者们，同样不希望看到用生态平衡的办法解决他们认为是大问题的问题，因为他们将收不到专利费，卖不动他们的专用除草剂和专用农药。无独有偶，当年卡森的呼吁，也引起了利益集团（主要是农药商）及其收买的无良专家、媒体的恶毒攻击，她在人们的咒骂声中离开人世。所幸的是，她留给了人类丰厚的环保遗产。
再来看“杂草”。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几乎是农民最头疼的。除草几乎占据了农田管理的一大半时间，也是农活中最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是农活劳累最生动的写照。“杂草”顽强的生命力，让农民防不胜防，年年锄草，年年长草。人类与“杂草”斗争的几千年，至今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发明了除草剂，人类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人类发明的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暂时终结了“杂草”连年危害后，却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残留，最终可能会危及人类。
农田里有多少“杂草”呢，南方与北方明显不同。以我们熟悉的北方为例，春季小麦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行、荠菜、独行菜、小蓟比较常见。由于小麦是头年秋天播种的，越冬返青后小麦成了优势种群，“杂草”暂时竞争不过小麦。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长，可以覆盖整个小麦田。但是，毕竟春天雨水少，温度低，“杂草”还不是最凶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农田雨季温度高、光照强、水分好，这样就给了那些机会主义者的“杂草”提供了爆发的空间。即使像玉米那样高秆的作物，其下还常见十几种“杂草”，如马唐、旱稗、马齿苋、牛筋草、碎米莎草、铁苋菜、醴肠、鸭跖草和青葙等。
“杂草”获得今天这样的恶名，估计是现代科学以后的事情。在古代农书上，人们对“杂草”并不像今天的人这样深恶痛绝。如对“杂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锄禾”这样的说法，禾是庄稼，怎么锄掉呢？原来，锄草的“锄”与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给庄稼地松土，兼切断“杂草”地上部与地下部的联系，同时切断了土壤毛细管，起到控制“杂草”兼保墒的作用，这样的农活农民一年要干好多次。过去农民一旦锄头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获，而今天农活则是喷雾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获才停下来。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不管土地的感觉，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的污染。其实，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从空气中几十米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还有伤害作用，难道人会安然无恙么。打除草剂那几天，农民都是不敢开窗户的。
传统的人工锄草方式，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短缺，而衰落了。在美国这种古老的技术恐怕彻底消失了。在中国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农民还会锄草。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就是除草剂。大量使用除草剂，且不论环境效益，“杂草”并没有被控制住，相反，“杂草”年年用药，年年发生，甚至在美国使用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后，农田里出现了“超级杂草”。
为什么农田里“杂草”难以防治，甚至除草剂“培育出了超级杂草”呢？这是与“杂草”的生态习性有关的。农田“杂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们属于机会主义者，一有空间就去占领，它们对养分要求不高也不挑地段，无论是贫瘠的荒地还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类不断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机会就繁殖，就会结大量的种子，并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种子，一般很难除掉，除草剂对它们毫无办法，即使用火烧，地上部烧光了，但种子在地下还能保留。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生态除草怎么做呢？一是要控制种源，不使其结种子，在成熟前后治理，可以用中耕机将刚萌发的“杂草”幼苗翻到地里，也可以用传统的人工锄草；二是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种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据“杂草”的生态位，或者种植具有匍匐生长、且密度很大的蛇莓，这在苹果园、梨园、葡萄园里非常有效；三是秸秆覆盖，即将上茬作物的秸秆粉碎还田，利用秸秆中的生化物质对“杂草”实施抑制；四是作物轮作，不让“杂草”适应人类的种植规律，如在北方，小麦季后不是规律性地种植玉米，而改种大豆、花生等，同样玉米季后也不是单一地种植越冬的小麦，也可种植能够越冬的大蒜，我们观察过，当合理轮作后，杂草的种类可由8-10种减少到2-3种；五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农田里不能有农药，不能有除草剂。没有农药和除草剂的鲜草，那些食草动物们如牛、羊、驴、兔、鹅、甚至猪是非常喜欢的。小时候，山东农田里“杂草”很少，那些“杂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们这些孩子加上部分妇女控制住了。可见，今后对付“杂草”，也正如应对“害虫”一样，采取生态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粗暴灭杀的办法，同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进了重大的环境法律变革，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节，不应成为寂静的代名词。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人民同样有权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放心的食品。对于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对于日益泛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污染，是到了果断治理的时候了。
来源：蒋高明科学网博客 发布时间：2015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