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聊斋志异》 于天池 译注 中华书局 2016.3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一）科场失意
提起蒲松龄，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的代表作——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蒲家庄（今山东淄博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享年76岁。
蒲松龄出生之时，正赶上明末清初鼎革之际，兵荒马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科举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蒲松龄的家族在淄川算得上是书香世家。明朝万历年间，全县食饩的秀才共八人，蒲氏家族就占了六人。高祖蒲世广是廪生，曾祖蒲继芳是庠生，到了祖父蒲生讷这一代，由于没有考中秀才，家道开始衰落。
蒲松龄的父亲名盘，字敏吾，也没有考中秀才，后来干脆放弃科举做起了生意。不过，他在做买卖的同时，也继续学习经史，“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也”。由于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蒲盘便不再经商，而是用钱周贫建寺，吃斋念佛。信仰佛教，大概是为了多行善事，以求菩萨给自己带来个儿子吧，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比较流行的做法。由于失去了经济来源，到了晚年，蒲盘的家境艰难起来，然而却连连得子。蒲松龄是嫡妻董氏所生的第二子。可以看出，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却有书香门风的家庭。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请不起教师，蒲松龄兄弟们的教育，一直由父亲蒲盘承担。顺治十五年（1658），19岁的蒲松龄第一次参加了县府道考试，以三个第一名考中了秀才。他的文章甚至得到了淄川县知县、山东学政等人的赞赏。此时的蒲松龄可谓志得意满，对前途充满着希望，今后的一切功名似乎都唾手可得。谁知，造化弄人，这次赞赏是蒲松龄在科场中第一次获得的殊荣，却也是最后一次。此后，蒲松龄连连参加乡试，每次都铩羽而归，直至知天命之年，在其夫人的劝说下才终止了这种既无谓又无望的拼搏。
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自己追求了一辈子，为之呕心沥血，忙活得死去活来，却没有理想的结果；而只是随心所欲，浮白载笔，抒发真情实感的作品，却让作者留下了不朽的声名。蒲松龄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科场的失意，使他没有机会以显赫的政绩彪炳史册，却凭借《聊斋志异》一书为后人所敬仰。
（二）《聊斋志异》的成书
其实，早在少年时代，蒲松龄就“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流露出对文学的喜爱和天赋。据学者研究，《聊斋志异》共有六次成书过程。
第一次成书约在康熙三年至康熙八年（1664-1669），即蒲松龄25岁至30岁之间。此时，蒲松龄与挚友张笃庆有唱和诗，张笃庆《和留仙韵》有“君自神仙客”“司空博物本风流”“君自黄初闻正始”等句。蒲松龄既然以“神仙客”、仙人黄初平、博物司空张华而闻名于同人之中，可以断定，以他“少负异才”且“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品性，当时应该写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且已有写成一部专书的计划。此外，由这些称誉可知，蒲松龄所记这些搜神、谈鬼之篇，一开始就被视为可与“张华《博物志》”并列之作，这体现了时人对蒲氏《聊斋志异》的评价。
第二次成书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即蒲松龄40岁时。在《聊斋志异》成编以后，蒲氏“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兴趣没有终结，其“闻则命笔”的习惯也没有改变，况且《聊斋志异》作为短篇小说集，可以无限制地扩充。就在这次成书之际，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的序言，名为《聊斋自志》。序中体现的是蒲松龄中年的心路历程和此一阶段《聊斋志异》的创作宗旨。序言强调《聊斋志异》有着现实的劝惩和明确的批判目标，也流露出蒲松龄生计的窘迫，在科场中怀才不遇、渴望知己的创作心态。
第三次成书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蒲松龄43岁时。从40岁到43岁，蒲氏续作了多少篇，已不可考，然《祝翁》《水灾》是在康熙二十一年所作。也是在这一年，蒲松龄将《聊斋志异》重新作了编定。
第四次成书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即蒲松龄50岁时。有意思的是，由于蒲松龄在官员王士祯的幕府工作，两人同时或先后得到一些同一来源或同一传播渠道的故事，他们将这些故事各自记入自己的书中：王氏记入《池北偶谈》，蒲氏记入《聊斋志异》。因此，我们今天看这两本书中有一些篇目是相同的。康熙二十八年，王士祯作成《池北偶谈》，蒲松龄则将《聊斋志异》重新编定，请王士祯阅评，于是有王士祯题七绝一首：“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氏依韵答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从康熙十八年蒲氏集大成性编成《聊斋志异》并作《自志》，到这次重编成书，正好十年。
此后，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蒲松龄60岁和康熙四十七年（1708）左右，蒲松龄69到70岁时，又对《聊斋志异》进行过两次编订，还补充了一些篇目。70岁以后，蒲氏便搁笔了。
目前通行本《聊斋志异》共490余篇。该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吗？
一般认为，“聊斋志异”的意思是在“聊斋”里记录奇异的故事。那么，“聊斋”是什么呢？是蒲松龄的书斋名吗？
乾隆五年（1740），距蒲松龄逝世仅25年，他的孙子蒲立德为《聊斋志异》作跋，说：“《志异》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着也。先大父讳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聊斋，其斋名也。”照理说，最了解蒲松龄的应该是他的后代，其孙之言应属定论。但让人奇怪的是，蒲松龄本人与其朋友几乎从来没有说过“聊斋”是其斋名的话。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两点疑问：一是既然《聊斋志异》以“聊斋”命名，为什么在文献中对“聊斋”的解释极少？二是据记载，《聊斋志异》本来不叫此名，而叫《志异》，这从其友人的记载中随处可见。马瑞芳先生的《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中说：“人们往往都认为蒲松龄的书斋当然是‘聊斋’。其实，‘聊斋’最早仅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虚拟的一个书斋，现实生活中他的书斋先是叫‘面壁斋’，后又叫‘绿屏斋’，最后才定为‘聊斋’。”由此可见，“聊斋”是不是蒲松龄的书斋名还有待考察，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就是他的书斋名。
其实，与其说“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不如说是他的“心斋”。这里的“心斋”可以定义为“心灵寄托之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前所述，蒲松龄虽喜欢谈天、谈地、谈狐、谈鬼，但纵观其一生，他更喜欢科举，甚至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结果每次都是两手空空而归。写作《聊斋志异》一定程度上是他的精神寄托，“聊”字的一个意思就是“寄托、依赖”，我们常说的“百无聊赖”“无聊”就是此意。而“无聊”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无以为生，二是精神无所寄托，此处当取第二种。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正是这个意思的真正流露！在“心斋”中，蒲松龄寄托了自己无穷的心事，在极端落寞中得到些许安慰和满足。而这也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一个
动机。
《聊斋志异》的素材来源
人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聊斋志异》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必须承认，《聊斋志异》的成书有其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古属齐地，是北方神仙方术和浪漫文化的渊薮，“山东多狐狸，尝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凡村皆有神祀以寄歌哭”“习俗披靡，村村巫戏”——这些为成书提供了文化背景；而更重要的是蒲松龄个人生活经历的升华。
比如，在蒲松龄十几岁的时候，父亲为他订了亲。岳父刘季调是一个老秀才，为人端方正直。蒲家托媒提亲时，曾有人以蒲家贫穷加以阻挠，但刘季调很满意蒲家的书香门风，尤其钦佩蒲盘的人品，坚定地答应了这门亲事。顺治十二年（1655），蒲松龄16岁时，谣传朝廷要选民女充实后宫，于是人心惶惶，纷纷嫁女。刘季调便把女儿送到蒲家避难。过了两年，蒲松龄正式迎娶妻子。书香门第的女儿嫁给穷秀才，穷秀才发奋以报，这是《聊斋志异》中一个很突出的主题。蒲松龄一辈子拼命参加科考，固然有家族、社会的因素，可能也有对以身相许的妻子的报答之情！
又如，大约在蒲松龄的大儿子出生之后，他的大家庭发生了分裂。其原因，据蒲松龄在《刘孺人行实》中披露，是来自于他大嫂的吵闹。蒲松龄的大嫂性格很凶悍，给予蒲松龄很深的刺激，这成为后来《聊斋志异》的《孙天官女》《江城》《吕无病》等篇中悍妇的原型。
再如，蒲松龄在江南期间游历了许多地方。他游淮阴，凭吊霸王祠，泛邵伯湖，登北固山，游历了扬州，“始知南北各风烟”。对于江南民俗的调研了解，给《聊斋志异》叙述有关南方的故事注入了活力。《青蛙神》《五通》《晚霞》《王桂庵》等篇之所以具有那么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和风采，得益于他的江南之行。值得一提的是，南游期间，蒲松龄还结识了一个名叫顾青霞的歌妓。她会唱曲，善吟诗，蒲松龄很欣赏她的吟诵技巧，称赞说：“曼声发娇吟，入耳沁心脾。”在《白秋练》《连琐》等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爱吟诵诗歌的少女的影子。
最后，《聊斋》中关于科举的故事是蒲松龄苦闷不平心理的抒发，既是对科举的揭露、讽刺和鞭挞，也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像《叶生》篇写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久困科场的叶生，死后仍以幻形留在世上设帐授徒，使知己之子成名中举。文末有一大段“异史氏曰”，抒发其科举失意的悲愤。后来，蒲松龄逐渐认识到科场之腐败，于是又对考场舞弊等现象进行了揭露，并对试官的目中无文加以嘲讽。
《聊斋志异》的现代价值
《聊斋志异》虽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而且内容多与神鬼有关，但其故事背后却有一定的内涵和道理，于今不无借鉴意义。
首先，《聊斋志异》体现了亲切和谐的自然观。《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蒲松龄的笔下，万物有情有义，充满灵性与智慧，无论是狐狸花鸟还是虎蛇龙鳖等，皆与人亲密自然地接触，和谐地相处。这是对中国古代万物有灵、物我真诚沟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像《娇娜》中孔生是凡人，娇娜一家是狐。但娇娜于孔生有疗疾之恩，娇娜兄与孔生则有朋友之谊，娇娜姨姐与孔生更有夫妻之情，孔生以身赴难，救娇娜免遭雷霆之劫。此后他们更是同归同处，与娇娜“兄妹棋酒、谈宴若一家然”。这种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蒲松龄所追求和向往的。
其次，《聊斋志异》体现了蒲松龄忧生爱民的人生观。如《冤狱》中朱生被冤拟斩，关帝前周将军附体杀人真凶，指斥昏官，从而使冤狱平反，朱生得以活命。蒲松龄在结尾处用超出原文的笔墨对讼狱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谴责：“讼狱乃居官之首务，培阴骘，灭天理，皆在于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滞因循，亦伤民命。一人兴讼，则数民失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蒲松龄愤愤不平地指出了昏官对民命、对百姓生活处境造成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他关心百姓疾苦和忧生爱民的意识。
第三，《聊斋志异》体现了对“悌”道的弘扬。“悌”的含义，《说文解字》解释为“悌，善兄弟也”。“善兄弟”即善待兄弟、友爱兄弟。清代学者程允升在《幼学琼林》中写道：“世间最难得者兄弟”，体现了清人对兄弟之情的看重。为了弘扬悌道，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撰写了一些兄弟相亲相爱的篇章，其代表为《张诚》。故事说的是齐地一在河南经商的张姓男子，因家乡发生战乱，于是就在河南安了家。此后娶了两任妻子，前妻生子张讷后，不久病逝，继妻牛氏，生子张诚。牛氏为人悍妒异常，对张讷非常凶狠。有一次，张讷去山上砍柴，因遭遇暴风雨，砍的柴数量不够，牛氏便不让他吃饭。当放学归来的张诚得知原委后，不声不响地偷出面让邻居做给哥哥吃。并且从第二天开始，他主动到山上帮哥哥砍柴，没有斧子，就“手足断柴助兄”，即便手指头磨破了，鞋子磨穿了，也不改初衷。同样，哥哥张讷对弟弟也十分友爱，甚至为了救弟弟不惜自己的性命。这种体现兄弟手足情深的故事，宣扬的是一种正能量。
最后，《聊斋志异》中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与黑暗进行了揭露，痛斥了各色贪官污吏残酷和丑恶的行径，体现了作者的正义感。蒲松龄的中青年时代虽然生活在所谓的康熙盛世，但由于封建社会体制的痼疾，还是挡不住有些官吏的“市恩立威，连接党羽，贩鬻官爵，任意派缺，交结靳辅，牵制言官”。蒲松龄目睹了这一切，便借助一个个离奇的鬼神故事来反映现实。如在《韩方》一篇中，他借助冥间枉死之鬼去鬼都投诉，沿途受到阴间鬼吏索贿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官吏巧立名目，向下层民众盘剥。他在篇末评道：“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与策马应‘不求闻达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类此。犹忆甲戌、乙亥之间，当事者使民捐谷，具疏谓民‘乐输’。于是各州县如数取盈，甚费敲扑。时郡北七邑被水，岁祲，催办尤难。唐太史偶至利津，见系逮者十余人。因问：‘为何事？’答曰：‘宫捉吾等赴城，比追“乐输”耳。’农民不知‘乐输’二字作何解，遂以为徭役敲比之名，岂不可叹而可笑哉！”这段文字直接针对时弊，揭露了那些贪官污吏实际上是半官半寇，借用权势，巧立名目，强取豪夺。而在《席方平》一篇中，蒲松龄更是借冥间官吏的贪赃枉法、横行霸道来抨击现实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从这个角度说，《聊斋志异》也称得上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来源：《月读》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