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墨子》李小龙 译注 中华书局 2007.3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宋国人或楚国人），是宋襄公之兄的长子目夷的后代。

　　关于墨子的生卒年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西汉时人们就已经不能确切知道墨子的生卒时间了。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推定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孔子逝世后，孟子出生前的时代。

　　少年时代的墨子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墨子・鲁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均记载墨子造车辖、制木鸢的事。可见，墨子应当从事过手工业，而且还是一位能工巧匠。另外，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墨子也受到过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史记》中就记载他曾做过宋国大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

　　墨子一生行事虽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现有史籍中可以勾勒出大概。处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与孔子一样，以救世解纷为己任。他曾穿着草鞋，步行天下，开始在各地游学，平生足迹所至，向北到达齐国，向西到达卫国，并多次游历楚国。求学方面，墨子曾从师于儒者，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墨子开始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这应当与其自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关。最终，墨子舍弃了儒学，另立新说，并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墨家学说和学派，墨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的思想以及墨家学说，主要收录在《墨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着录《墨子》共71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60篇，如今只存53篇。与先秦大多数典籍一样，《墨子》既非墨子一人所作，又非一时所成，一般认为它是由墨子自着及其门徒记述墨子言论的书篇整合而成。

　　有人说墨子的思想是百科全书式的，涉及当时的各个学科和不同领域，其论述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方法独特。因此，《墨子》一书堪称春秋战国之际的百科全书，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军事诸方面思想之大成。从此书的内容来看确实如此：

　　《亲士》《修身》《所染》《发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系墨子弟子根据墨子早期思想所作的记载，略加发挥而成。

　　《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尚同上》《尚同中》《尚同下》《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非攻上》《非攻中》《非攻下》《节用上》《节用中》《节葬下》《天志上》《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非命中》《非命下》《非儒下》二十四篇是墨子当年系统讲解自己的学说，后为弟子整理而成，体现了墨家思想的核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墨家十大主张”，包括体现伦理思想的“兼爱”、体现政治思想的“非攻”“尚贤”“尚同”，体现经济思想的“节用”“节葬”“非乐”，体现宗教思想的“天志”“明鬼”“非命”。

　　《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代表了先秦时代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着名学者杨向奎曾评价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

　　《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载，相当于墨子语录，是研究墨子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据。

　　《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子》《号令》《杂守》十一篇，全是有关军事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杰出且实用的“墨子兵法”。

　　《墨子》与墨学的历史命运

　　从历史命运上看，《墨子》与墨学可谓大起大落。在先秦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与墨子确立的墨家并驾齐驱，享有同样显赫的学术盛誉，并称“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氏春秋・情欲》则说，儒家与墨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说“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可见，在当时那个百家争鸣时代，墨家学派声势之浩大，超法逸道而直与儒家相抗衡。

　　然而，自秦汉以降，墨家逐渐走向衰微，到了东汉竟“废而不传”。司马迁的《史记》将孔子列入世家，还为孔子的弟子单独写了列传，可提到墨子本人却只有寥寥24个字，更不用说墨家弟子了。从这时起，一代显学进入了漫长的黑暗之中，在整个古代社会几乎成为绝学。《墨子》一书也幸赖《道藏》的收录而得以保存。

　　深究起来，墨家从一代显学到湮没不传，是有其深层原因的。首先，墨子思想主要代表平民和小生产者的立场，它热衷于自然科学，倡导平等思想观念，这自然不符合构建统治者的需要。其次，儒、墨虽并称显学，但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礼乐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而墨子正是因为礼教过于烦琐才脱儒自立，墨子“兼爱”“非乐”等主张实际上就是对儒家礼乐的否定和取消。所以，儒、墨两家是势同水火、难以调和的。在独尊儒术的后世，自然不会有墨家的位置。道家虽然也反对礼教，但在人格修养上与儒家形成互补的关系，其黄老之术也每为统治者所采用。法家的法术为统治者所欣赏，与儒家互为表里，即所谓的“阳儒阴法”。因此，道、法两家能够与儒学并存，虽不得独尊却也可以历久不衰。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可以暂时沉寂，却不会永远寂寞，《墨子》就是这样一部书。它的转机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变革：西学东渐的历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打开了新的视野，沉寂中的《墨子》，被重新重视。

　　在清末，有一批认识了西方的学者对墨子作出了新的判断。学者邹伯奇就提出“西学源出墨学”的说法，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历法、算学等，都源于《墨子》，并曾依墨子的理论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制造过望远镜与照相机。经学家王运则认为《墨子》是西方宗教的源头，如佛家之释迦牟尼、基督教之耶稣都无官位俸禄而被奉为圣师，当受惠于墨学。诗人黄遵宪更是提出：西方的人权源于墨子的尚同;西方的独尊上帝源于墨子的尊天明鬼;西方的平等博爱源于墨子的兼爱;西学物理发达，源于“墨经”;西学长于器械制造，源于墨学备攻乃至于墨子造木鸢之术。此后，学人对墨子的推崇有增无减。《民报》创刊号卷首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子与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被尊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梁启超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的口号。爱国志士易白沙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

　　如今，墨学已有再次成为显学之势。2004年9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100册巨着《墨学大全》，如实反映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墨学大系状况，堪称墨学复兴的里程碑之作。

　　《墨子》一书的现代价值

　　随着墨学的复兴，《墨子》一书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估，其中很多思想对当下有着借鉴意义：

　　首先，墨子提倡勤俭节约和廉政。他针对衣服、饮食、宫室、舟车、男女和丧葬六个方面提出节俭的要求，认为它们事关经邦纬国。同时，他还反对统治者耗费财力去满足私欲，认为这是在“暴夺民衣食之财”和“厚作敛于百姓”，是造成民苦、民累、民亡的主要因素，因此要讲求廉政。墨子说，“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并告诫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不仅如此，作为实践家，墨子注重经世致用，他提倡节俭，并不是口头上说说，也不只是他自己以及墨家弟子亲身躬行，而是要影响各国的君主，希望他们把节俭作为匡正时弊、安邦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为此付出努力。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我们把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内化为自己的优良品德，坚决反对贪污浪费的现象，从而为中国的富强之路贡献应有的力量。

　　其次，墨子强调“兼爱”。“兼爱”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具体而言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等互报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可以看出，墨子的“兼爱”思想超越了儒家“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以及社会等级身份的范围，而充盈着现代意义上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因此，弘扬“兼爱”的道德准则，对当代社会人们的立身处世不无积极意义，这种双向平等交往的原则，对于维系调节人际关系、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墨子主张“尚贤”“尚能”，即选举贤能之人为官。他从平民的立场出发，一面从根本上反对家族政权的世袭制，一面主张由贤能人士来掌握政权。墨子认为，通过不正当手段做官的人，治理不好国家，只能使人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因此，他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分禄”，“举公义，辟私怨”。可以说，墨子的人才观与今天的选才之道是相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再表明，能否选好干部和人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要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全面真实考察一个人的德、才、行。

　　最后，墨子强调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他说：“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墨子说的“天”，就是现实的大自然。人们的行为要“度于天”，就是要敬畏自然、遵循规律。他还说任何事物都有自然的本性，这是“情”;符合自然的本性，就是“和”。当然，墨子强调对大自然的敬畏，不是盲目地畏惧，在大自然面前裹足不前，而是要求人的举止行为应该适应自然，使人类与自然在协调中共同发展。当今，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重，对此，只有转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节用”资源、尊重自然、遵循客观规律，才能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延伸阅读】《墨子》中的成语典故

以人为镜

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非攻中》）

墨子说：古时有人说：“君子不用水作镜子，而是以人为镜子。用水作镜子，只能看出人的面容;用人作镜子，则可以知道吉凶。”后用“以人为镜”指把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借鉴。

兼而有之

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仪》）

上天一定希望人们相互友爱，互相给予利益，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怎么知道上天希望人们相互友爱，互相给予利益，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和残害呢？这是因为上天兼爱一切人，给所有人以利益。怎么知道上天兼爱所有人，给所有人利益呢？因为所有人都为上天所有，上天供给所有人食物。后用“兼而有之”指同时涉及几种事物、几
个方面。

高冠博带

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公孟》）

墨子说：“有作为并不在于服饰。”公孟子问道：“您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墨子回答说：“从前齐桓公戴着高帽子，系着宽大的带子，佩着金剑木盾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披着母羊皮的大衣，用牛皮带挂剑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从前楚庄王戴着漂亮的帽子，系着系冠的丝带，穿着大红长袍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从前越王勾践剪去头发，用针在身上刺上花纹治理国家，国家得到了治理。这四位国君，他们的服饰不同，但作为却是一样的。”后以“高冠博带”形容儒生的装束，也比喻穿着礼服。

避毁就誉

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耕柱》）

　　墨子让管黔到卫国称扬高石子，让高石子在卫国做官。卫国国君给他的俸禄很优厚，安排他在卿的爵位上。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都竭尽其言，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于是高石子离开卫国到了齐国，见到墨子说：“卫国国君因为老师您的缘故，给我的俸禄很优厚，安排我在卿的爵位上，我三次入朝见卫君，必定把意见说完，但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因此我离开了卫国。卫君恐怕会以为我很狂妄吧？”墨子说：“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被认为是狂妄又何妨？古时候周公旦斥责管叔，辞去三公的职位，到东方的商奄居住，人都说他狂妄，但是后世的人却称誉他的德行，颂扬他的美名，到今天还不停止。况且我听说‘奉行道义并不是为了逃避毁谤或得到赞誉’，离开卫国，假如符合道的原则，被视为狂妄又怎样？”

来源：《月读》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