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岳文

《吕氏春秋》 张双棣　等译注 中华书局 2007.12

吸收众家之长而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一部着作，又称《吕览》。

吕不韦是富商，家累千金。他曾在赵国的首都邯郸经商。当时秦国的庶子异人正在邯郸做人质。因为他在秦国的地位低下，赵国对他很不礼貌，其处境十分窘迫。而吕不韦则认为“此奇货也，不可失”。当时秦昭襄王立安国君为太子，而安国君最宠幸的华阳夫人没有子嗣。吕不韦抓住这点，通过各种手段，首先博得华阳夫人的信任，将异人过继给她，并改名子楚（因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安国君继承王位不到一年便去世，子楚便顺利地成为秦国的国君，即庄襄王。庄襄王即位后，为感谢吕不韦的大恩，拜他为相，封文信侯。我们看《吕氏春秋·序意》中有“文信侯曰”的文字，就是指吕不韦说的话。

庄襄王在位三年而死，其子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时仅十三岁，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此时秦国的大政方针，都由吕不韦掌控。当时，吕不韦主张并致力于对六国的战争。他亲自率军消灭东周，使作为号召力的形式上的周天子不复存在，并对东方六国接连发动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扩展了秦国的疆域。在内政方面，吕不韦一反秦国传统的独尊法家的政策，广收天下之士，尤其是引进大量儒士。在经济上，吕不韦在主张尚农的同时，也鼓励工商。这些举措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吕不韦的诸多思想和政策，与秦王政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他的势力严重影响到了秦王的权威。所以，秦王政在亲政后的第二年，便以吕不韦牵连嫪毐与太后的事件为借口，免去了他的相国之职，让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两年以后，又将他徙居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便饮鸩自杀。

《吕氏春秋》一书是吕不韦在秦王政六年（前239），也就是秦王政亲政前两年，召集门客共同编纂的。该书体现了吕不韦的思想和主张。全书分为纪、览、论三个部分：“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5篇文章，共60篇。“览”按照内容分为八览，如“有始览”“孝行览”“先识览”等，每览8篇，共64篇（如今“有始览”缺一篇，共有63篇）。“论”也是按内容分为六论，如“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等，每论6篇，共36篇。此外还包括一篇《序意》，即全书的序言，今本已残缺。可见，此书结构体系是十分完整的。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为“杂家”，此后相沿不改，均将其视为“杂家”的代表着作。班固对“杂家”的解释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兼儒墨，合名法”，点明了杂家的基本特点：“诸子之说兼有之。”

从《吕氏春秋》的内容来看，的确是这样。书中160篇文章几乎包括了先秦诸子全部思想派别，各家均占有一定比重。而吕不韦也不认为自己主宗哪一家，而只是收集各家学说，把它们掇拾在一起，编成一件“粹白之裘”：“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则指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集论”就是把各种论文集纳起来。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吕氏春秋》虽被列为“杂家”，却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道家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思想来源于《老子》：“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但《老子》中的自然主义思想有其不足之处，即忽视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吕氏春秋》汲取自然主义思想的同时，弥补了这一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以自然主义思想为准绳继承和批判先秦诸子学说，二是把自然主义思想运用到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吕氏春秋》的“杂”是吸取众家之长的“杂”，不是一味的拼凑，而是在“杂”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思想主线。

史书记载，《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将其“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一字千金”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可见，吕不韦对此书十分满意。

《吕氏春秋》的编纂目的

讲到这里，我们有一个疑问：身为国相的吕不韦，理应日夜为国事操劳，为什么要主持编纂这样一部书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入手来分析。当时，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势已定，六国诸侯已无力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并且凭着他政治家的敏感，感到秦国统一天下已经不是很困难的事了，而保持住天下才是真正困难的事。他曾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作为相国的吕不韦，必须考虑统一后的秦国如何治理，实行什么政策才能使秦国长治久安。

然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思想成为君主的主导思想，秦王政也不例外。而作为丞相的吕不韦，或许因为是商人出身，认为治国思想不应定于一尊，而是要兼容并包，只要是于我有利的，都应该加以应用。由此，君主和丞相之间的治国思想有了矛盾。比如，吕不韦反对法家纯用刑罚的统治方法，而主张刑德并用，以德为主：“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他还提出“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这与秦国一贯执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互相抵制。于是，吕不韦开始召集门客汲取众家之长，编纂《吕氏春秋》，为的是将自己的治国思路和方略全盘托出，并以相国之位、仲父之尊，迫使即将亲政的秦王完全依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将自己的主张作为统一后的秦朝的治国纲领。这应该是吕不韦一生最大的愿望和“投资”回报了。某种程度上，《吕氏春秋》是丞相吕不韦和秦王政政治博弈的产物。

还有两件小事，也反映了吕不韦编此书的意图。如前所述，《吕氏春秋》编成之后，吕不韦迫不及待地将其公之于众，并说谁能增删一字，赏千金。然而，当时竟没有能增损者。难道这部书真的太完美了吗？从该书的内容和文字来看，并非完美无缺，当时之所以无人改动，无非是“惮相国畏其势耳”。也就是说，吕不韦编纂和公布《吕氏春秋》是要向秦王示威，让秦王看看他相国的势力究竟有多大，从而迫使秦王即使亲政以后也要从行动到思想都受他的控制。另外，《吕氏春秋·序意》中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囿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里吕不韦俨然把自己比作黄帝，把秦王政比作颛顼，希望秦王要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接受自己的教导。由此也可以看出吕不韦有着很强的政治野心，他自己虽做不成秦国的最高统治者，却希望做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操纵者，架空秦王的权力。难怪秦王政对这位“仲父”如此痛恨，亲政后不久就罢免其官职，逼其自杀。

《吕氏春秋》的现代价值

《吕氏春秋》虽然是政治博弈的产物，但此书吸取了先秦各家思想的长处，又以一个主导思想统而合之，加之此书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因此，书中的很多思想都具有实践性，直到今天仍值得借鉴。

首先，《吕氏春秋》强调“平得于公”的行政原则。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吕氏春秋》则提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贵公》），并对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阐发。书中认为，圣人为了“公正”“公平”地维护百姓的利益，才建立国家行政制度，产生了天子、君主和官员等行政人员。而“公正”“公平”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因此，从天子到各级官员都应该效法自然界，真正做到“公正”“公平”。此外，本书还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揭示了领导者确立公心才可以长治久安。像齐桓公出于“公正”而重用管仲，于是称霸;管仲死后，他出于“私心”重用几个谄谀之人，最终被害死。应该说，《吕氏春秋》超越了先秦儒家“见利思义”的思想框架，明确提出了“平得于公”的行政原则，把“公正”“公平”的地位提到了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这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今天，随着社会上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增加和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只有秉持“公正”“公平”的处事原则，才能妥善解决问题和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作为从政者也应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以一份公心，为百姓谋福。

其次，《吕氏春秋》强调“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民本思想是儒家尤其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吸收了这种思想的精华，使之成为自己治国理论的重要方面。《务本》篇说：“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爱类》篇则说：“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也就是说，民众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治理天下首先要得民心。那么如何得民心呢？概括起来就是“顺民心”“爱利民”。具体而言，国家在制定和执行任何政策前，应该先了解民意：“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顺民》）从政者还要满足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欲望和精神生活需求，即“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适音》）。此外，为官者还要切实地为民众攘除灾祸，创造福祉。所谓“爱利民”就是爱民利民之道，“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适威》）。如此，方能赢得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今日，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吕氏春秋》“顺民心”“爱利民”的思想一脉相承。作为从政者，应加强公仆意识，深入群众，了解民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成为联系政府和人民的桥梁和各项惠民利民方针政策的落实者。

第三，《吕氏春秋》强调“德治”的重要性，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德治”的内容包括：国家的官吏，无论是通过遴选还是任命，都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谓“有道德”，就是注意修身，成为贤人。书中的提法是“治其身，反诸己”，包括节制欲望、摒弃奇技淫巧、崇尚廉洁、讲求诚信，等等。执政者对“道德”必须身体力行，即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百姓。重视道德感和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发挥道德教育在改善社会风气、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作为治国方略，“德治”与“法治”同等重要，当前，我国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充分发挥“德治”的道德作用，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的素质和觉悟，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前进和“中国梦”的实现。

最后，《吕氏春秋》还保存了大量先秦科学文化方面的资料，如古代卫生医学、音乐、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是当今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宝库，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和利用。

《吕氏春秋》寓言故事三则

编者按：以下三则寓言故事均出自《察今》篇，它们分别从天（时间不同）、地（地点不同）、人（对象不同）三个角度举例，说明时代变了，社会变了，情况变了，法令制度也应该随之变化，如此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循表夜涉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楚国人想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古水名，其故道为黄河所淤塞，已无遗迹可循，当在今河南境内）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澭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乱的状况就像城市里的房屋倒坍一样。当初他们事先设置标志的时候，是可以顺着标志渡河的，现在河水已经发生变化上涨了，楚国人还按照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要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与这种情况相似。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度不适应了，却还说这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应该效法它。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个楚国人渡江，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边划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可是剑却没有移动，像这样寻找剑，不是太糊涂了吗？用旧法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与这个人相同。时代已经改变了，可是法度却不随着改变，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好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引婴投江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有个从江边经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想把一个小孩扔到江中，小孩哭起来。这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小孩的父亲虽然善于游泳，小孩难道就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务，也一定是荒谬的了。

来源：《月读》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