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加荣

《管子》李山 译注 中华书局 2009.3

《管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高学术价值的政治思想理论着作。书中纵谈兴邦济世、强国富民之道，有许多精辟独到的经济学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有许多远见卓识的深邃哲理，极能发人深思。《管子》中，对于客观事物运行规律进行高度概括的名言、警句有很多，千古流传，一直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行动的座右铭。例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牧民篇》）、“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版法解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形势解篇》）、“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侈靡篇）、“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牧民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篇》）、“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形势解篇》）等。

我认为其中最为精辟的，是“与变随化”、“与物俱长”，这即是今天我们所谈的“与时俱进”这方面的哲学思想的论述。

“节时与政，与时往矣。”这句话出自《侈靡篇》，意思是说，现行的政策法令，礼义风俗，都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原文如下：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之以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者齐，然后运可请也。

管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离开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已很遥远。三代时期所有的典章制度、政策法令、道德礼仪，最后皆臻集于周公制作的《周官》之中，后世之人言及到治国安民之事，都以行先王之法，即以周公所制定的法律、政令、道德、礼仪为标准规范。后来人们常说的“法古无过”、“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指的就是这个。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天下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各诸侯国相继强盛起来，互相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欲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不能尽依先王之法，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旧有的法律政令、礼仪道德进行适当的调整，易政革俗，以通其变。不变，就不能在邦国林立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故而《管子》明确地指出：“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意思就是说，没有适当的方略，没有制定出适合于当前形势的法律政令，就难以治国；静止不变的言论和观念，已经不能再作为必须遵守的道义准则了；避开客观现实的言论与观念，已不能使人进取，使国家富强。所以，“节时与政”一定要“与时往矣”。

《管子》在论及“与变随化”“视时立仪”的另一名言是：“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意思是说，人们的所言所论，应当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应当对客观形势的发展及时感悟；人们的思想观念，应当与客观事物的发展、长进一同发展、长进。这句话出自于《侈靡篇》：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要特别强调地指出，其中非常具有哲理意义的话——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意思是说，当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礼仪道德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执政者如果仍然坚守古制旧法，一味地强调行先王之法令，那就好比是梁柱上附上一层皮革，只革了表面而没革内里（有革而不能革）。人民自然不会归服。

善于治理者，必须借日月之光明，顺应风雨的变化，才能上合乎于天时，下得之于地利，成为“斯民之良也”。应当变革的时候，就需要当机立断地“易卿而移”、“易事而化”，这才能够使事业得到发展，使功名得以成就。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便是违天时、弃地利，背人和，因为，“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宙合篇》）。管子在《霸言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不论是多么圣明与睿智的人，都只能适应形势，利用形势，而不能违悖形势，背离形势。善于适应形势者，可以“日少而功多”，事半而功倍；否则，便会穷困危殆，日多而功少，事倍而功半，即《禁藏篇》中所说：“举事而不时，力量尽而功不成。”所以，最最关键的是要“应言待感，与物俱长”。《管子》把这一观点看作是当务之急，看作是一个圣明的人君、人臣所必须具备的品格，“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霸言篇》）

《管子》论及到与变随化、与物俱长的第三段论述是：

凡坚解而不动，渚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飞鸟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飞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

管子明确地指出：凡是坚持一种观点而不能与变随化，就好比坚冰已经破除仍然停止不动，见有洲渚阻拦便不前行一样，其结果必然是丧失时机，使事业殆而不兴，废而不立。管仲的最大长处，也是人们所不及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睿智地审辨形势，不为先王的只言片语所拘泥，他在这里形象地举出“鸟飞准绳”作为例证。古代圣人是说过“鸟飞得像准绳”这样的话，但那是微言大义，只是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并不是说鸟的飞，真就像准绳一样的直。天寒日暮，鸟雀还归的方向必然是直接地“还山集谷”，因为鸟雀的巢窝都在山谷里，不还山集谷，鸟无栖息之处必死无疑。而山也好，谷也好，所处之地不一定笔直，但是鸟从北边的山里来，必然向北飞去；从南边的谷里飞来的，也必定向南飞去。鸟之向南、向北还归，也只能是个大体的方向，并非真的就像准绳一样的直。谈到与变随化地节政易俗也是一样，只要大体的方向不离先王之道就可以了，不必拘泥于其只言片语，固守于一些具体的做法上，所有那些变革只要“苟得大意，不以小缺为伤”就行了。文中极力赞美善能通变的圣人，称他们能“参于天地”，不为随化变通中的具体细节与做法上的曲直而产生困惑。“曲则曲矣，而名绳焉”，那些变通做法上的曲与直，是不会伤害“大人之意”的。文中最后引用圣人的话说：“千里之路，不可能像准绳一样的笔直，有万户人家的都城，不可能将其贫富均得像秤称约出来那样的公平。”

历代文人、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对于管仲的这种与变随化、与物俱长、视时立仪、与时节政的精神，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司马迁称赞说管氏的“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由衷地赞叹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宋代大文豪苏轼评论说：“古今递迁，道随时降，王霸迭兴，政由俗革。吾以为周公经制之大备，盖所以成王道之终；管子能变其常而通其穷，亦所以基伯通之始。”明代史官赵用贤也说：“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当然，最高的评价还是孔子，他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

应当说，《管子》一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善察天下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住变化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然后与变随化、节时与政，与物俱长，与时俱进，适时地推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客观环境的新政，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法令政策。正因为管仲有这些随变与化的变革，才得以使“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财积财，富国强兵”，最后得以九合诸侯，建成春秋五霸之首的千秋功业。　

来源：文摘报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