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
商务印书馆 2015.12
黄文弼（1893—1966）先生是20世纪着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黄文弼作为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加入其中，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蒙古和新疆考察之旅，也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征程。
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并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着丛书”。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他在西北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黄文弼先生先后四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000公里以上，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对所有的遗址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录。因此，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新疆考古的第一人。
第一次的考察，黄文弼先在蒙古地区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其后考察的秦长城、黑柳图、居延堡等遗址，都为日后北方史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进入新疆之后，黄文弼独立作业，在吐鲁番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中国学者第一次新疆考古的科学调查和发掘。后来高昌陶罐、吐鲁番墓志的成书，土垠遗址、南北两河的发现，都始于这一次的艰苦工作。此后，1933—1934年间，作第二次蒙新考察之旅。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7年，黄文弼以64岁的高龄，率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队前往新疆，成为他人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西域考古。
黄文弼最早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相继出版了《高昌专（砖）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这些着作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表彰“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成绩在中文着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向达语），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郑师许语）。
黄文弼的吐鲁番研究成果，后续还有《高昌专集》增订本（1951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的出版。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并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等论文，奠定了后来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术界一些着名的西域史专家如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干之助等，一直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着作的出版，并及时用书评的形式在日本发布。如对于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地说：“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以《罗布淖尔考古记》为代表的着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黄文弼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一是土垠遗址及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二是孔雀河北岸古道和各类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土垠汉简是新疆地区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汉简牍，结合这批汉简和考古遗址的判断，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做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在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重大发现。而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的差异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丰富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今于田）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自己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再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黄文弼的最后一份新疆考古报告是《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生前已经完成初稿，在其身后由孟凡人先生根据遗稿整理出版。
黄文弼的一些考证丝绸之路的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着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也充分体现了他在一个学术新时代里“守正出新”的追求。
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可以呈现出一幅文化交流的立体图景，而黄文弼等老一辈学人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6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