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莫芝宜佳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钱锺书 着 商务印书馆  2014.5

古时候有“七大奇迹”，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菲迪亚斯在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以后，世界奇迹的名录增加了，也包括了中国的长城。《外文笔记》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它不是把中国与世界分隔开，而是像一座“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外文笔记》始作于1936年牛津Bodleian Library——钱先生戏称为“饱蠹楼”——因为那里不能将书外借。其实，这只是外在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钱先生与书籍一生相伴、“命中注定”的缘分：过周岁生日时，家人把装着钱、小玩艺儿、糖果等东西的托盘推到他面前，让他抓周儿，他挑中了一本书。于是，就给他起了“锺书”这个名字。他毕生有“书癖”，这种嗜好伴随着他从欧洲到中国，经过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和干校生活，陪伴他度过了幸福时光与艰难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1978年，在意大利奥尔蒂塞伊(San Ortisei)举行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他用英文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The mutual illumination of Itali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A big theme：some small instances”.)这次经历促使我与中国友人史仁仲(1944—2005)一起翻译了小说《围城》。1982年，我第一次去北京三里河钱先生的家，拜访了钱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向钱先生请教小说中的一些问题。或许，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于无意中接触到了《外文笔记》。我向他了解方鸿渐一行人在内地一家简陋的旅馆里度过饱受折磨的一夜的情节：“蒙马脱尔的‘跳蚤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蚤虱大会’全像在这欧亚大旅社里举行。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围城》第五章)

钱先生提到了《以奥登》这部着作，后来，他又写信给我进一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人所写中东游记(e.g.that minor classic A.W.Kinglake’s Eöthen)，都提到耶路撒冷庙中的vermin。”也许，钱先生当时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不管怎样，多年以后，我在《外文笔记》中又重新见到《以奥登》和耶路撒冷圣庙中的跳蚤。

一、杨绛先生的嘱托

1999年夏天，也就是钱先生逝世半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外文笔记。那时，杨先生刚刚先后失去了女儿和丈夫。尽管处在身体和精神崩溃的边缘，她仍然觉得将钱先生的遗作留给后世是她的责任。于是，她做起吴刚伐桂式的工作，为出版他的中文、外文笔记做准备。她为笔记贴上很多细小的页码，有些还加了评语。如果没有她的工作，这些笔记也不可能成功出版。当时，杨先生请我帮她整理《外文笔记》。她风趣地用狄更斯笔下胖孩子的语气给我写道：“现在我要学Pickwick里的fat boy的口吻向你报告两句话：1.I want to make your mouth water，and then 2.I want to pick your brains.(Can I‘make your flesh creep，Missus’?)钱先生的中、外文笔记我已整理一过，外文手抄读书笔记本约180册，都是golden lines。”[作者注：胖孩子(fat boy)是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前面两句英文的大意是：1.我要让你馋涎欲滴;然后，2.我要抢走你脑力劳动的成果。(会不会“让你毛骨悚然”?)]我当然被杨先生的兴奋所感染。我没有想到，当我1999年和2000年暑假去北京时，等待我的是怎样的探险。《外文笔记》装在大箱子里，摆放在杨先生家。那是成千上万页有关整个西方文学的摘要。笔记用七种文字写成，主要是英文，但也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甚至还有拉丁文和希腊文。部分是装订好的本子，部分是装在信封里的散页，很多是手写的，另外一些是钱先生自己用打字机打的。一瞬间，叹为观止的西方文学全貌展现在我眼前，充满尚未解开的秘密。

当时，我没有时间按照年代或内容整理。我急中生智：先给放在箱子里的所有笔记本和夹子编号，总共有211本。之后我给每一本打出带有编号的目录。这样我就整理出了《外文笔记》的第一份目录。然而，在这期间我发现我编的顺序非常杂乱无章：比如最早的、在“饱蠹楼”完成的两本笔记，当时的编号并不是1和2，而是118和119。我那时没有想到，十几年以后还会有机会重新整理这部笔记。　

商务印书馆承担起完整出版中、外文《钱锺书手稿集》这项巨大的工程。2003年出版了三卷本《容安馆札记》，2011年接着出版了20册《中文笔记》。第三个，也是最庞大的项目就是出版《外文笔记》。编辑出版任务再次落到陈洁和田媛女士身上。她们联合出版社外语编辑组成高素质团队，并协助他们工作。我和我丈夫莫律祺也被动员起来，接受这项“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4月，我丈夫和我在清华大学重新查阅和整理《外文笔记》。我们很快发现：鉴于资料浩繁，完全无法预计重新系统编辑它们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因此，杨先生决定，同之前出版钱先生的手稿遗着一样出版影印本：三万多页笔记由出版社扫描下来，以便以后按约七百页一册出版，共分48册。我们的任务是，给原来随意排列次序的笔记重新编排合理的顺序，并整理出一份更好的目录。

工作中，我们得到商务印书馆和清华大学的全力支持。清华大学的池净女士为我们创造了理想的工作条件。我们可以在清华大学的大会议室把笔记摊开放在桌子上，仔细查阅。关于笔记顺序，我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将全部笔记分为六辑：

首先，我们把装订好的笔记本，除了摘录期刊的本子之外，按年代、根据钱先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转折点分成四辑。　

其次，散页整理成第五辑，而以期刊为摘录对象的笔记本归入第六辑。

二、整理《外文笔记》的工作

按照年代顺序整理前四组笔记不仅需要侦探式的嗅觉，有些时候甚至需要慧眼识珠的能力;如果这些没有用，还需要勇气妥协或者留下空白。像钱先生在牛津时期完成的最早两本笔记中那样准确记录时间和地点的并不多。对整理有帮助的是写着“Texts without contexts”、“Rough Note Books”、“Noctes Atticae”的系列笔记。偶尔会有好运气，如钱先生使用的是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的笔记本，或者在本子前面记下他在巴黎的地址，或者写上他想去的图书馆的名字。连比较笔记本的封皮也有用，还有偶尔印在笔记本上的出版社名字和年份。特别有启发性的是钱先生的字迹，随着岁月流逝，它们也随着他的生活状况发生着变化。　

有些摘录是用多本笔记本连续完成的。这样，常常可以看到“continued”(续)、“will be continued”(待续)、“concluded”(结束)等提示相互参照的字样。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核实这些提示之处。由此可以断定，钱先生是在不同时期完成了这些笔记，有些笔记本也许已经遗失。　　

尤其困难的是找不到上下文关联的散页。这种情况在第五辑的手稿中出现得尤其频繁。我们首先尝试靠比较笔记内容重新找到正确的连接位置。如果不行，就归类为“stray leaves”，这是借用杨绛先生在编辑中遇到类似问题时所使用的术语。只是，我们常常无法还原散页的原有顺序。为此我们推断：某些页笔记或许丢失、毁坏或者顺序打乱了。但是，那些无法归类和不完整的笔记散页，我们也仍然收录进来，希望能够借助读者的敏锐嗅觉找到这页或者那页笔记的正确归类。

2012年5月返回德国以后，我们开始给每条目录找到页码。在唐峋女士的帮助下，我们的工作压力明显减轻了。她是北京大学毕业生，目前在德国从事教学工作。我们三个人一起，进展迅速，而且每个人要再检查一遍另外两个人的工作，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错误。

我们必须在扫描的笔记中找到每一条书目开始的地方。然后，我们把相应的扫描页码归到目录中的书目下，以便出版社可以确定页码。这是一件特别花费时间的工作，因为钱先生常常把字一直写到纸的边缘，纸上写满了补充的笔记，这样，就使各条笔记的开头和结尾不那么容易找到。　

令人高兴的是，幸亏商务印书馆扫描得非常仔细，混淆和漏掉的很少。对这六辑笔记，我们每一辑都分别汇总了四个表格：

1.扫描页码：它包括作者名和标为斜体字的书名，期刊部分用的是杂志名称，还有出版年份，再加上各条书目的扫描页码。

2.眉题文字：从目录中提炼出简短的眉题文字，以便翻阅时更容易辨别。

3.插图表：放在每卷卷首的彩色插图。

4.勘误表：列举出可能出现缺页或错置的现象，以便出版社核对原件。

索引目前仅仅以目录为基础，希望将来有人能进一步加以分类，这项工作还有待今后的科学研究。

三、《外文笔记》分辑情况

我们在整理时发现严格按照标准分类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把各册笔记和卷宗拆开。但这种做法会破坏钱先生自己安排的顺序，不予考虑。我们最高的出版原则是出版忠实于原文的文献。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六辑的概况，其他细节请参看每辑的简介。

1.在欧洲，10本笔记(1935—1938)1935年，新婚不久，钱锺书与他的夫人杨绛一起前往牛津埃克塞特学院。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1937—1997)也是在那里出生的。1937至1938年钱先生又继续在巴黎学习一年。

钱先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阅读了西方语言文学着作。对此，杨先生写道：“锺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工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仨》第三部第四章)

这辑早期笔记摘录的内容比较短，目录信息还没有以后的那么详尽。开始时以英文为主，后来加入其他语言。最初，对某些文字还写了英文译文，但不久就略去了。钱先生在这个时期的朝气蓬勃也体现在字迹上：狂野的笔触、书法般的字母。

2.年轻作者和学者，29本笔记(1938—1949)　　

1938年，钱锺书先生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被日本侵华战争与国内战争摧残得支离破碎的故国。日本人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时，人们纷纷向西逃往内地。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钱先生在那里做了一年教授，之后去湖南省蓝田师院工作了一年，他的父亲也在那里教书。后来钱先生、杨先生和她的家人逃往上海“孤岛”。这座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租界的城市直到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都一直未遭受日本人的全面破坏。日本占领上海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这里充斥着占领者的暴行、饥荒和住房奇缺。钱先生失业了，仅靠给人补课和代课聊以为生。而另一方面，这却是他们创作非常丰富的时期。杨先生在戏剧舞台取得了辉煌成就，钱先生创作了小说《围城》和学术着作《谈艺录》，正是这两部作品后来让他蜚声全国。

这个时期的笔记，内容比以前更加丰富，包括学术上准确的目录信息。除了英文，还有用法文和德文摘录的文学原着。一部分是系列笔记，例如：“Rough Note Books”，“Noctes Atticae Notes in an Attic”(亭子间读书笔记)。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他的笔记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3.在新中国，82本笔记(1949—1972)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和杨绛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是否应该去国外。他们本有机会离开，在欧洲或美国找到工作。但他们毅然决定留在国内。他们在国内有许多亲人和朋友，他们不想在国外做二等公民，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隔绝。

开始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好了很多。钱先生与杨先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后来又在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但没过多久，针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杨先生在后来写的小说《洗澡》(1987)中描述了这段岁月。“文化大革命”中，钱先生和杨先生被当作“牛鬼蛇神”受到批判。1969年，他们随整个社科院一起下放到农村的干校接受改造。

在“文革”时期，很多西方作品被视为有害的“毒草”。在乡下的干校里，钱先生的这些笔记是宝贝，传来传去，数易其手。这让我们感到：《外文笔记》保存了下来，真是个奇迹。

4.国内外名人：35本笔记(1972—1998)

1972年，钱先生和杨先生终于可以从干校返回北京时，他们原来的住处已经无法居住。于是，他们逃到女儿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接着又在社科院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三年。这期间，钱先生病得非常严重：路走不稳，话说不清，字写得歪歪斜斜看不清。经过医生诊断，确诊是哮喘使他的大脑皮层因缺氧而硬化。对这个病没有药物，痊愈的唯一机会是静养。果真，一年以后，他才慢慢恢复，症状随之消失。

令人惊讶和赞叹不已的是：虽然生病、居住条件非常窘迫，他们却仍然继续工作。杨先生用钱先生读书的乐趣来解释这一点：“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锺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我们仨》第三部第十四章)

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杨先生学习西班牙文，翻译《堂·吉诃德》。钱先生参考他的笔记还有重新对他开放的图书馆里的书籍，写作巨着《管锥编》，首次以西方文学为镜子探讨中国古代经典。

直到1977年，他们全家才搬进三里河的住房。随着学术着作《管锥编》(1979)出版和《围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放(1991)，钱先生开始扬名世界。但之后病魔再次降临。1993年，钱先生因患癌症切除了右肾，从此卧床不起。1998年，他在住院多年之后辞世，住院期间，杨先生每天看望并精心照顾他。

5.用打字机打出的书摘，32个夹子钱先生打出来的手稿自成一部分。他亲自把它们汇总成很多册，或许已经开始准备出版了：他为它们编上标题目录，还有页码。总共32本散页中的前四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样整理的。

6.普通和学术期刊，23本笔记(1954—1992)

钱先生阅读和摘录定期出版的专业杂志和一般杂志，以此关注当时的时事和文学动态。这部分遗作有整整23个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他通过这种方式把握时代的脉搏。

四、钱锺书先生的摘记艺术

商务印书馆出版《外文笔记》是一项开拓性工程，是一次值得人们大加赞赏的勇敢行为。当然，某些评论者可能会问：这样大型的项目用处何在?值得花费这么多时间和财力吗?现在有很多人预测“书籍死亡”，这样的工作不是浪费吗?而且，如果是对西方文学单纯的摘记，直接从互联网下载不是更简单吗?还要这些“古董”做什么?

我们知道：钱先生曾计划用英文写一部西方文学史，作为《管锥编》的对照。在《管锥编》里，西方文学是镜子，用来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学。而新作品，原本计划以西方文学为中心。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些笔记本难道就只能束之高阁了吗?

这些笔记与钱先生本人是分不开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无法抑制的求知欲和对生活的兴趣：文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书信和自传、优美的诗歌、通俗的故事、轻松的笑话、情色、语言游戏……一切都令他感兴趣，也值得他用飘逸的书法把长长的段落记录下来。这使摘录笔记变得有趣而充满享受。我们感觉到：进入钱先生的笔记世界里，读者便置身于一个令人兴奋的环境中，总能获得惊喜，总能有新的发现。

摘录的艺术是东方和西方古老的文人传统，在中国尤其受到重视。钱先生对这种传统掌握得比任何人都好，在笔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对书籍和在摘录中“探险”的兴趣。

即使对我们欧洲人来说，钱先生所选择摘录的内容也常常出人意料，很新鲜。西方文学作家和作品是伴随我们长大的，早已为我们熟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感到，摘记内容的选择如此睿智，竟让我们刮目相看。杨先生把它归因于钱先生所特有的天分：“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们仨》第三部第十三章)

事实上，钱先生摘录作品不是随手就记。摘录的艺术首先是对每部着作的用心体会。钱先生绝对不固守读书的第一印象。像杨先生说的那样：摘录仅仅是他多次仔细阅读之后的最后一步。他的阅读速度和接受能力绝对是超乎寻常的。他完全靠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把成段的内容理解成一个整体，再把它们重新写成流畅、没有错误的笔记，而不用一再担心地去看书来查看写得对不对。

各篇摘录的内容篇幅长短差异极大，从短短的几行到几百页都有。原因很简单：作品质量越高，所选作品与他的兴趣关联越紧密，钱先生摘录得越详细。让人惊讶的是他的毅力。几十页，甚至是几百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摘录笔记并不少见。

莱布尼兹有个习惯：所有让他感兴趣的东西都要记录下来。而他对一切感兴趣，特别是对非同寻常乃至怪异的东西。借助于文字，他把信息深深地铭刻在惊人的记忆里，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字笔记。这一点，莱布尼兹与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笔记本和卷宗表明：钱先生总是一读再读，甚至是朗诵，还加了许多注释和大量的帮助。即使重病中他也没有停止阅读和抄录。或许，对他来说，这也是他身处逆境时最好的良药。但是，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这些内容是灵感的源泉，让我们看到一位学者和艺术家令人感动的工作动力。

钱先生的笔迹以其优美、飘逸、洗练吸引人。看他的笔迹能让读者获得享受，让读者着迷。他的笔迹不是纯粹注重速度的简练的草书。即使是密密麻麻写满小字的笔记，个个字母也是写得有模有样。特别是在年轻时期，篇首字母写成花式的大写字母，小写字母上边出头部分和下边出头部分拖得长长的，非常遒劲有力。他偶尔插入的图画体现出细腻的观察和准确、流畅的线条。当然，他的字迹也随着岁月变化着。疾病也在他的笔迹中留下了痕迹。20世纪60年代以后，钱先生用圆珠笔取代了钢笔。笔记中书写错误总是非常少，改正的地方也很少。钱先生懂多种语言，他阅读和摘录的基本上是原文，因此他笔记文字的完美就更加令人惊叹了。

图为钱锺书外文笔记本的封面（左）与内页

即使是打出来的手稿也因其打字错误非常少而引人注目，因为钱先生使用的是两指打字方法，就更加让人觉得了不起。在打出来的手稿中，线条活泼有力的对钩、手写的更正、用笔加上的法语读音的重音，这些表明：钱先生总是不断研究他的笔记，不断进行修改。

从这些笔记在钱先生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他曾有过出版某些笔记的想法?这完全有可能。他曾把上千页笔记汇编成一个卷宗，标题为“Chop-Suey being/The Commonplace Book of C.S.Ch’ien/1949”(第157本)。钱先生给它们编了页码，使它们真正具备了一部书的面貌。

西方有各种类型的摘记作品，比如说蒙田的《随笔录》、叔本华的《附录与补遗》、伯顿的《忧郁的解剖》，其吸引力恰恰在于出人意料地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引文。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摘录的引文是有意识地不与他自己的想法混杂在一起的。在博学和谦虚的摘录背后难道不正隐藏着独特的创造意识，甚至是向一个全新的文学类别的迈进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外文笔记》的出版将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呢?也许它应该面向的是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是中国和西方比较文学专家或者恰恰是——未来的世界公民。

五、民族间的沟通

钱先生在如此广博的程度上掌握了西方文学，他以这些笔记来表达对西方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一家中国出版社能够在他的友人的支持下出版这样的遗产，这将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对民族间交流的慷慨贡献。因为从中国国内来看，这部多卷本的笔记是一部外文着作。让西方人扪心自问：有没有一家西方出版社会出版与此类似、内容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学着作集，而且还是由一位欧洲学者、用中国书法手写而成的?通过这样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这项工作的非同寻常之处。它的出版是比较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中国和欧洲交流的里程碑。这种表白，饱含对相互文化的尊重，也许、甚至可能是通向和平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日期：2014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