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着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即询进步

钱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来源：《李敖自传》李敖 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