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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名篇
2016-06-24   来源:      [ ]

孙琴安



  “经典”一词,本是专就着作而言,人们把一些重要而又有指导性质的书称为经典。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如《易经》《诗经》本来称《易》《诗》,后被列为经书,才有《易经》《诗经》的称呼。其中除了这些书是经学着作的原因以外,实际上也有经典着作之意。它们是经典,但是属于儒家、儒术的经典。此外,道家、佛教也都有各自的经典,如老子的《道德经》便被视为道家的经典,《六祖坛经》便是中国佛教的经典。不过,此时的经典,似乎仍多用于思想和宗教领域,即使《诗经》是一部文学着作,后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但在儒家的眼光里,仍被用作“诗教”,派为思想教化之用为主。既然儒家、道家可以有自己的经典,随着经典一词在运用上的扩大和延伸,也发展到文学领域来了,我们会把有些有影响力的文学名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乃至《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有时也叫作文学经典,或经典文学。外国文学名着,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小说,也便称为了外国文学经典。这是一种正常的延伸和发展,大家也都能接受和理解。

再到后来,“经典”一词在文学领域又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挥。有些人把有些历代传诵、反复入选的着名诗歌或单篇散文,也称为经典。如一提到李白的《将进酒》或《静夜思》,或是杜甫的《登高》、王维的《渭城曲》,或是苏轼、陆游的某些词,老师便会说:“这可是经典名篇,要记住,最好要背出来。”于是,在《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之后,又便有了《唐诗经典选读》《宋词经典选读》《唐宋文经典选读》等。其实,这都是一些诗、词、散文作品的选编,并不是原来的着作本身。有些甚至还称“金典”,有意识地标新立异,吸引人的眼球。



  现在我们常把经典一词与一些名篇连用或混用,如经典名篇或名篇经典。仿佛经典即名篇,名篇即经典。其实,严格说来,经典与名篇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仅是名篇而非经典;有些仅是经典而非脍炙人口的名篇;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不是所有的文学名篇都能称为经典的。

  尽管在西方也有人说,那经常挂于嘴上的就是经典。其实从学术层面来考察是经不起推敲的,至少他把一些不易于流传很广的经典作品排斥在经典的大门之外。一般说来,能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并在艺术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有些文学作品尽管很有名,至今流传,足称名篇,但未必具有文学史意义,仅仅只是名篇而已。这是经典与名篇的最大区别。我们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和差异。

  先以七律为例。如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既是名篇,又是经典。因为崔颢所生活的时代,七律一体初创不久,门户未开,数量甚少,内容又多为宫廷君臣应制之作,题材相当狭窄,崔颢的这首七律却冲破了应制诗的范围,写登高望远的思乡情怀,这就丰富了七律的题材,扩大了七律的表现范围,这就使之有了文学史的意义。再加上此诗刚健有力,一气直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影响力,曾被严羽评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所以此诗既是名篇,又是经典。杜甫的《登高》《登楼》诸律亦复如此。其实晚唐许浑、罗隐笔下也有不少登高抒怀的七律佳作,如许浑的《登洛阳故城》、罗隐的《登夏州城楼》等,但这些七律至多只能称名篇,很难称为经典。因为自崔颢、杜甫导其先,接着又有钱(起)、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和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七律,晚唐登高七律的文学史意义已很难彰显了,经典的含量自然也大打折扣。

  次以七绝为例。如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均是名篇,却又是经典。因在刘禹锡之前,以七绝形式写边塞、送别、宫怨、闺思的成功之作很多,但以七绝形式写怀古的却十分罕见,似乎只有李白的《越中览古》,但艺术性和影响力显然不如《石头城》和《乌衣巷》。这两首诗可以说是以七绝写怀古之情得以成功的最早典范,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因而兼具名篇和经典的双重属性。杜牧也是七绝高手,同为七绝名篇,他的《江南春绝句》就未必像他的《赤壁》《题乌江亭》更有文学史意义。因为《江南春绝句》是行旅之作,李白、刘长卿、白居易等以七绝写行旅的佳作已有很多,算不得稀奇,但后二首七绝都是咏史之作,在此之前以七绝形式咏史的佳作极为少见,甚至难觅,杜牧开其先,并影响晚唐,使晚唐的咏史七绝十分流行。所以杜牧的《赤壁》《题乌江亭》就比《江南春绝句》更具有文学史意义,也更经典。

如果从整体上归纳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与名篇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有些既是经典,又是代代相传的名篇。如王维的《红豆》等五绝,王昌龄的《出塞》等七绝,苏轼的《赤壁怀古》诸豪放词,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一些杰出的婉约词,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散文,马致远的《天净沙》等散曲,均属此类。二、有些是经典,却未必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类现象也相当多。如《诗经》中的经典诗篇很多,但人们除了能记住《关雎》等数篇以外,其他就很难记住了。此外,像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潘岳的《悼亡》诗,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等山水诗,也都是公认的诗中经典,却都不是流传甚广的名篇。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都堪称经典,但并不流传,至少远不如陈之《登幽州台歌》那样广为流传。同样的,周邦彦、吴文英都是词中大家,有些词作堪称经典,但一般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词,流传度至少远在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之下。三、有些仅是流传的名篇,却难称经典。除了上面提过的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以外,苏轼、杨万里也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绝句高手,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七绝,但像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杨万里的《过宝应县新开湖》等篇,虽流传至今,但有唐人和王安石的绝句在前,文学史的意义已不大,仅是名篇而经典含量不多。同样的,有苏轼、辛弃疾、岳飞、陆游的豪放词在前,故南宋末年刘克庄、刘辰翁等虽也有豪放词,不乏名篇,但经典意味也已远不如苏、辛诸家。



  为何唐宋诗词经典多脍炙人口,成为名篇,而之前的经典难成名篇?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中国的唐宋诗词流传最广,名篇最多,我想以唐宋诗词为例,从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来探讨其中的原因。

  第一,口语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口语化的时代。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句,与现代的诗毫无二致,简直就像现代人写的。但在唐以前的大量诗篇,包括《诗经》《楚辞》以及曹植、阮籍等大家诗作,都未口语化,只有《古诗十九首》中一些诗句接近口语,但只是个别现象,远不如唐诗那样大量涌现。诗能口语化,便明白如话,一听就懂,也就易记易背,容易流传。

  第二,格律化。中国的诗歌发展到唐代,又进入了一个格律化的时代。尽管在唐以前,沈约曾创“四声八病”之说,有些符合平仄要求的五言绝句也已出现,但格律诗的全面出现,是在唐代全面兴盛的,以致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潮流。这种诗歌的格律化和格律在诗歌中的普遍使用,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使诗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易记易背。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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