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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2016-04-07   来源:      [ ]

叶长海


  今年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也是英国戏剧大家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两位同时期的世界级戏剧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下,同样都创作出了脍炙人口超越时空的剧作。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400年前也有今天一样发达的通讯和交通,说不定两人会看到彼此的作品,甚至会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成为最好的朋友。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以《牡丹亭》最为着名。400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立刻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常演常新的经典。现在《牡丹亭》的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许多人百看不厌,这说明其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如今它正在成为一部世界性的着名戏剧。我们在英国、法国,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舞台上打着英文字幕,外国观众体会着台词的诗意,陶醉其中。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成为官方哲学,隋唐而后,才有三教合流。到宋代,朱熹等思想家把理性思考的东西引入儒家思想,让其系统化,形成理学。朱熹的理学认为,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理”存在,凡事皆有理。对“理”的崇尚,让宋代的科学很发达,但把这种思想引入社会,就存在一定问题。理学发展到明代,出了思想家王守仁。他顿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开始关注人心,将理学演变成心学,关注人的自我、良知。到明代后期,心学也影响到文学艺术。汤显祖高扬“情”,这是由心学演变而来的思想,汤显祖言“情”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情感需求。汤显祖不是“以情反理”,生活的丰富多姿,知道何为“理”,何为“情”,理解“理”的世界。

  汤显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虽然徐渭、李贽的异端思想对他也有影响,但他的理想还是治国平天下。汤显祖对佛、道思想都研究很深,但他入世的思想依然占主导。所以,我把他的思想归纳为三个词:批判性、丰富性、复杂性。人世间的情与理,理学家的情与理,佛家的情与理,都在他心中出没、混合着,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包容,这构成了汤显祖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

  汤显祖大部分戏剧是在他离任之后写的,对政局失望,对仕途已不抱希望,他的才华、想法要传播,戏剧是一种好方式。《牡丹亭》如此宏大,正是因为汤显祖胸中有丘壑,心中太多东西要表达。汤显祖在谈到“临川四梦”时曾说:“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汤的“悲”在何处呢?就在于他对世事茫茫的忧患感,对“人生如梦”的悲剧感。这其实非常有力量。“人生如梦”,会给人带来一种宿命的想法。人感到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无奈与无望的同时,也常常幻想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

  《牡丹亭》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它写了一个年轻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充满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爱情理想,哪怕现实中无法实现,梦中也要实现。汤显祖认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才是“情之至”,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是真正的“有情人”,这观点赢得深受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广大妇女的共鸣,因为写出了她们心中的痛,所以共鸣最深。《牡丹亭》中的杜宝是汤显祖的化身。汤显祖因为有亡女之痛,便特别关心女子的青春生命与爱情幸福。杜丽娘对自由爱情的幻想,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透露出汤显祖对人间儿女的体恤悲悯。

  作为戏剧,《牡丹亭》很“好看”,歌词有诗意,曲子悦耳。《牡丹亭》还很“耐看”,经得起咀嚼、琢磨。剧里蕴含着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充满人生哲理。在任何时代,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青年人在寻求真情真爱;女性追求独立,还有代沟问题,这些是任何时代都会遇到的问题。

  说起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二人的戏剧其实非常接近,都是开放式结构。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改西方古典戏剧三一律,呈现非常自由的叙事结构,时间、地点不受舞台约束,结构是流动的。汤显祖的戏剧属于明传奇,这种戏曲一改元杂剧大多只有三四幕戏的惯例,成为长度与结构都比较自由的戏剧。《牡丹亭》共55出,可以只演一个晚上,也可演两三晚,甚至有六晚超20小时的,其中的某些部分可以单独演出。此外,他们的创作精神也极其相似。莎士比亚戏剧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汤显祖的戏曲有强烈的批判性,宣扬个性解放。古希腊时期戏剧要么是悲剧,要么是喜剧,但莎士比亚开创悲喜融合的先河,汤显祖的戏曲也是这样,充满悲欢离合。世间只有情难诉,而他们的剧作恰恰都长于抒情,可称作“诗剧”。

  是日本学者首先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事实上,和中国人对于莎士比亚的熟悉相比,不但西方人对于汤显祖的了解是片面的,中国人也还没有真正走进汤显祖的世界。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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