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文

　　如何评价这个时代的文学，是近几年学界和评论界讨论较多的问题之一，也是受关注程度较高、反响较大的热点问题之一。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针对这一问题，虽然展开了若干次声势浩大的讨论，但并未形成基本共识，分歧依然强烈。对于当下文学，持“高峰”论者有之，认为当代文学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持“低谷”论者亦有之，认为当代文学正在迅速下滑。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分歧，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它需要被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性。

　　现时代的文学发展当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它距离我们期待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历史地衡量，发展和进步仍然是当代文学最显着的主脉，现时代的文学成就不容否定。

一

　　与此前相比，今天的文学，最根本、最显着的进步，是其性质和功能的转变。

　　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是政治的简单翻版，充当的是政治的传声筒和留声机，甚至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的独立性、特殊性，以及它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化育功能等等，一律被遮蔽掉。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严格要求下，表现政治、图解政治、为政治作注脚，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文学创作一体化代替多元化，概念化代替生动性，就连文学批评也沦为政治批评。这种政治“征用”违背文学本质和自身发展规律，对文学发展弊多利少，伤害尤大。

　　而在当下，文学复归文学，回到了它应有的发展轨道上，由服务政治的工具转变为人们表达自我、认识世界、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曾经背负的沉重的政治枷锁已经基本去除，禁区开放，禁忌消解，文学发展获得了自由。在今天的环境下，作家写什么、怎样写，表现什么主题，运用哪种创作方法，由作家根据创作特长和艺术需要自己来决定。批评家对作品的点评褒贬，也不再是唯政治标准是从，拥有了充分表达自己文学主张、文学观点的权利。今天，主管部门对文学的发展仍然肩负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实施，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干预，更不是打板子、揪辫子，而是在尊重和遵循文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运用示范、评奖、批评等专业方式来引导。在这种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文学实现了身份、角色和功能的巨大转变。文学的出发点，更多地从政治的召唤和规训，回到了心灵的指引、情感的诉求。文学从被凌空架高的位置上重新回到地面，回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纹理之中，成为人们在各自范围内表达自我的精神依托。

　　把文学的位置摆正了，明白了文学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学成就，其意义是历史性的。这是因为，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是文学原点中的原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文学所受的桎梏，主要来源于这一原点偏差，新时期以来文学能够快速发展，也恰恰是因为矫正了这种偏差。原点定位准确，其他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文学的发展才能驶入健康的轨道。

二

　　一物之通，处处生机。性质和功能的转变，极大地释放了文学的活力，为文学发展带来了生动的局面。

　　首先是作品数量的井喷式增长。以长篇小说为例，在新时期之前的27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470部左右，平均每年不足20部；上世纪80年代数量有所上升，十年间总共出版大约800到1000部，平均每年80部左右；上世纪90年代初，长篇小说出版一跃上升到年均300部，继之500部、700部，到2000年已经发展到千部。新世纪十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始终“高位运行”，近两年甚至飙升到每年3000部。有人说，数量代替不了质量，只有数量的增长不足以证明文学的繁荣。但是，也必须承认，没有基本的数量保障，文学园地一片荒芜、百花凋零，更谈不上繁荣。

　　其次是文学创作风格和手法的多样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学创作的风格和手法被额外附加政治意义，人为地划为若干等级。受此影响，文学创作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而今天，风格就是风格，手法仅是手法。中国文学以开放包容的心胸，海纳百川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无论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受到同等对待。

　　再次是文学品格和质地的变化。随着文学性质和功能的转变，既往文学中政治因素导致的概念化、符号化逐步式微，文学重心下移，更加切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以往的文学质地坚硬，追求洪钟大吕的震撼感，今天的文学则更加细腻、柔软，更容易抵达人的精神世界，在润物无声中对人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之相对应，进入作品中的人，也由单向度的“政治的人”，还原为多向度的、丰富的、立体的人。在更具体的层面实践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