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

　　人们常常爱称大地为母亲，以寄托对她抚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史学工作者尤其感谢大地母亲，因为她常常捧出一些千年万年前的文物来，让我们能够立地穿过时间隧道，去亲手触摸一下神驰梦萦的历史。
　　不久前刚刚公布的、五年前出土的一批战国竹简，便这样使我们得到了又一次满足。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楚文竹简。经过专家们的整理识别，楚简图版连同释文已于　　今年五月由文物出版社发行，书名叫做《郭店楚墓竹简》。
　　据说墓曾被盗，竹简亦曾殃及。劫馀竹简804支，出土时已散乱无序，可得13000馀字，全部是学术着作。考古家们根据墓葬型制及器物纹样等推定，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近，孟子、庄子、屈原在世之时；墓主为老年男性，属士级贵族，且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
　　中国是一大书香之国。地下出土竹帛图书，已不算稀奇也不计其数。仅以有史可考的而论，出土最多的一次，大概要数公元279年晋咸宁五年，汲郡（今河南新乡）魏襄王冢的竹简。据《晋书》记载，那次“得竹简小篆（按，应为蝌蚪文）古书十馀万言”或“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有《易经》及说《易》书共七篇，《国语》三篇，《周书》十九篇，似《礼记》三篇，以及历法及纪年书等。可惜的是，这些书籍不久便又散失湮没了。
　　地母降恩，近二十多年来，不断有竹帛书籍出土。如1972年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出土兵书竹简近五千枚；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老子》《易经》等大量帛书，河北定县出土《论语》等简牍；75年云梦睡虎地一座秦墓，出土法学竹简千馀枚；77年阜阳出土《诗经》等汉简；83年湖北江陵县张家山出土《脉书》等医学竹简；等等。可喜的是，这些书籍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我们在庆幸中国是一大书香之国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于感叹中国是一大书殃之国。其在学术文化史上造成影响最大的一次书殃，便是秦始皇焚书。这次焚书，使学术文化史的先秦部份，变成断壁残土亘：儒家只剩孔、孟、荀三个孤点，道家经典源流面临拷问，墨家的严密集团不知所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人们皆已不知其为谁何。焚书所造成的空档，也给近代的科学主义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置一切古史古书古人古事于可疑处境，风声鹤唳，数典忘祖，偌大一部提倡诚信的中华文明，其自身的可信之处，竟然所剩无几。
　　近二十多年的出土竹帛，仿佛是要有意识地弥补这一历史缺陷，一些多年疑案，譬如兵家中有无两本《孙子》、孟子的五行学说是些什么内容，都很轻松地得到圆满答复。此外，一些长年被宣布为伪造的书籍，如《尉缭子》《文子》，也都洗净冤霾，再现青春。中华文明的历史面纱，由于真凭实据的陆续出现，正在慢慢向我们撩开。
　　这次出土的郭店楚简，其学术价值又大得惊人。就目录看，有《老子》、《太一生水》，这是两篇道家思想的文献；其他属于儒家的，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等（以上篇名，除老子、缁衣、五行外，皆系整理者代拟）。
　　《老子》是一部哲学长诗，内容深奥，形式优美。正由于此，曾被认为出世时间不会太早，属于战国晚期作品。73年的马王堆帛书《老子》，可以解决一些其他枝节问题，尚无力突破时间大限。只有这次的楚简，才证明了《老子》的年龄，也许正如传说的那样，居私人着述之首。更为重要的还有，楚简《老子》的内容，竟不像通行本那样，与儒家思想不共戴天。例如“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句话，在楚简中为“绝为弃作，民复孝慈”，是说矫揉造作将破坏孝慈，而不是宣布仁义为罪魁祸首。
　　至于楚简的十来篇儒书，其价值和意义堪称空前。过去，儒家学说史上有个很大缺环，那就是孔子到孟子的演化，人们不知其详。我们都知道，孔子说“性相近”，孟子说“性本善”；孔子爱谈仁，孟子则仁义连称；“至圣”和“亚圣”之间的这种过渡，是如何完成的，由于文献缺失，谁也说不清楚。现在好了，这次出土的这批楚简，正好便是这失去的一环；有了它，孔孟之间的空白，大体上可得填平，早期儒家的面貌，於是显现得更加完整。
　　这批儒书大体上属于孔子之後的子思学派。我们都知道，孔子提出了仁和爱人的命题；但是孔子只是说应该仁和爱人，而没有来得及解释为什么以及有无可能。孔子以后，学生们从两个方向来发展孔子，一派是向外寻求的《易传》学派，认为天地就是仁爱的，人继天地而生，承天地而长，因而也是仁爱的和可以仁爱的，那就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等等。另一派是向内寻求的子思、孟子学派，认为仁爱的根据就在人心人性之中，扪心自知，毋需外求；楚简儒书便是这派人的前期着作，是孟子学说的直接资源，也可以说是儒家心性学说的最初成品。
　　在这批儒家心性说的最早着作中，一点没有後来儒家的那种酸腐气息。譬如说，它没有性善情恶的说法，反而强调“情生於性”，“道始于情”，以“人情为可悦”；它认为，人的行为，“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完全充满了一派活泼泼的生机。
　　在传世的儒家典籍中，本来也有一些相传是孔孟之间人的作品，混杂在后人编纂的论集中。譬如众所周知的《大学》《中庸》，便相传为曾子和子思所作，一直编在《礼记》中。疑古以来，此类作品大都被确定为“秦汉之际儒者”所作，这一来是过高估计了秦皇的焚书效率，以为靡有孑遗；二来也过低估计了前儒的学理水平，以为力所不逮。此次的郭店楚简，扭转了这一陈见，因为其中所出的《缁衣》篇，完全正是《礼记》中的《缁衣》篇；其他篇中，也多引有《礼记》其他篇的文句。这种情况，使我们对战国时期的灿烂文化，顿时又增添了几分敬意。
　　以上所述，只是郭店楚简的最一般情景和最浅近价值，估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定将有更多的事实和意义，在等待着人们发现。

来源：《寻根》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