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勇

　　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当下，它正再一次与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规律与时机后，对其做的进一步开掘。它将坚实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概念与学术体系，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同时，它也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为中国之崛起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2012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举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然而，诸子学如何全面复兴，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仍值得探究。在此，我想以“新子学”来概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更是建立在我们深观中西文化发展演变消息之后，对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的慎重选择和前瞻性思考。

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

　　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系统，实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王官之学，它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识系统并加以创造发明的礼乐祭祀文化，经后人加工整理所形成的谱系较为完备的“六经”系统；一为诸子之学，它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因而在历朝历代均受到重视，西汉以降一直被尊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传承至今。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比起经学系统，子学系统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虽有不如，但其重要性却丝毫不见逊色。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翼，为东方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诸子之学的兴起，缘自先秦时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春秋礼乐秩序的全面崩溃，导致了王官文化体制的解体，其剧烈程度与重要性绝不亚于殷周鼎革之际的社会文化变革。而王官文化体制的解体，又引起了文化重心的迅速下移，士阶层由此分化为文士与武士两类。文士中之佼佼者，为寻找社会病因，疗救世人创痛，纷纷兴办私学、着书立说，从而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多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百家”，说明当时人才之兴盛、思想之活跃；“争鸣”，意味着学术批评的自由、学术思想的独立。冯友兰即认为：“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中国哲学史》）

　　子学的活力，不仅在于它对王官之学的创造性继承，更在于其“入道见志”（《文心雕龙·诸子》）的思想载体与其理念自身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开放性特征。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在汲取王官之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就诞生了第一代子学原典《老子》、《论语》、《墨子》。而到了战国中后期，在不断修编、诠释、发挥和吸收经学文本与子学原典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多学术文本，由此形成了第二代子学原典，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黄帝书等等。降至汉代，以陆贾、贾谊、刘安、杨雄等人着作为代表的第三代子学原典也相继产生。魏晋以后，在诠释、发挥和吸收经学文本与子学文本并自我解构的基础上，依从文化学术本身的开放性、变革性本质，诸子学不断汲取外来学说，又陆续产生了以何晏、王弼、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人学说为代表的诸代子学（或准子学）着作。晚明时期，随着个性解放浪潮的逐渐掀起，子学又得到了一次新发展。明清之际，傅山积极倡导“经子不分”，并用心研究《老子》、《管子》、《墨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商君书》等子书，成了近代子学的先声。至清代考据之学兴起，学者们更是主张经子平等、经子互证，诸如卢文弨、毕沅、王谟、王念孙、孙星衍、严可均、洪颐煊、阮元、顾广圻、魏源、马国翰、俞樾、戴望、孙诒让、曹耀湘、王先谦、郭庆藩等人，皆为子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子学遂与经学分庭抗礼。同时，“西学”的引入也为子学添加了诸多新的理论与方法。而在“五四”之后，子学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迸发出强劲的活力，为自身增添了诸多新内容。

　　从历史中走来的子学，其灵活多样的方式、鲜活的思想内容，总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保持着交互相通的关系。以子学的思维方式为例，墨子不满儒家而另创墨家，庄子无所不窥而恢宏道家，孟子创性善、荀子主性恶，诸子皆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百家争鸣，相互觝异，而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迷信，不权威，多元而有序地自觉发展。思想内容方面，儒家以“仁”为本，积极入世，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理想，“朝闻道，夕死可矣”；墨家尚贤，倡导兼爱节俭，刻苦自砺；道家于纷繁世界之外“清虚自守”、“澡雪精神”。这些都是诸子学中历久弥新的遗珍。过去，它曾不断催生人们的新思维，鼓舞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而今，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国家实力持续提升、全球化意识不断增强而国人对子学进一步发展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大背景之下，子学正再一次与当下社会现实强力交融，律动出全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

　　“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时机后，对它所做的进一步开掘。在此阶段，我们重新反思并明确子学的本质及其历史面貌。所谓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具体内容上，则应严格区分诸子与方技，前者侧重思想，后者重在技巧，故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均不在子学之列。由此出发，我们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新理念，加强诸子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资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时，深入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原有诸子校勘、注释、辑佚、辑评等的进一步梳理；最终，则以这些丰富的历史材料为基础，缀合成完整的诸子学演进链条，清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依据子学发展的完整性，再进一步验证晚清民国以来将《论语》、《孟子》等着作“离经还子”的观点，复先秦百家争鸣、诸子平等之本来面貌，并重新连接秦汉以后子学的新发展。

　　当子学的历史发展得以完整呈现后，其固有概念则自然而然地冲破以往陈见的束缚，重新确立起兼具历史客观性与现时创新性的概念。这本身也符合我国主要学术概念源于自身学术传统的诉求。子学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其学术理念、思维方式等皆与民族文化精神、语文生态密切相关。对相关学术概念、范畴和体系的建构，本应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实践中总结、概括、提炼而来。“新子学”即是此理念的实践。如在思维方式上，诸子百家重智慧，讲彻悟，不拘泥于具象，不执着于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对话，或随笔，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风流。这些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本不与西方乃至中国当前的思维话语相类。而在子学内部，“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本各具特点。且老子所谓“法自然”、庄子所谓“法天”、孟子所谓“事天”、荀子所谓“参于天地”，多从人生行为修养而言，并不重在探知宇宙，不可简单引西哲所谓宇宙论、本体论强加比附。“新子学”自觉认知此点，从客观历史出发，在辩证之下对其进行继承发展，以促进其更好地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进化。

　　要而言之，子学其自产生以来，凭借其开放性、生命力与进化势头，形成了不断诠释旧子学原典、吸收经学文本精华和创造新子学原典的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进而促成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新子学”正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同时，也是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对子学研究所作出的主动发展。

“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

　　自晚清国门大开，西方文明对我国的影响渐渐由器物层面转到学术层面上。子学研究在西学的影响下实际已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取得了不同的成果。

　　一方面，受西方“赛先生”的影响，“五四”时期的学者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提倡把西方科学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考据之学结合起来，用科学的方法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材料，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呈现出新的意义，子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不但研究方法更为精密科学，涉及范围也更趋广泛。据统计，1911年至1949年间，有关诸子学的考证、校释、注译、汇编、引得等着作已超过二百种，诸子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近几十年来，子学着作整理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新编诸子集成》丛书的编辑出版，近几年又陆续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也相继推出《诸子集成补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等丛书，收集历代子部着作600余种。台湾严灵峰曾先后编纂《无求备斋诸子集成》系列，相继影印海内外所藏诸子着作千余种。2010年起，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编纂并陆续推出《子藏》系列，预计以十载之功，整理影印历代子学着作5000余部，打造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子学研究资料宝库。现首批成果《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已面世，《鬻子卷》、《关尹子卷》、《文子卷》、《鹖冠子卷》、《子华子卷》、《列子卷》等也正在出版中。《子藏》工程的启动，标志着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在其自身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有着与中国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气质和体系。要想将这样两种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其难度可想而知。梁启超、章太炎等是最早尝试运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以阐发诸子义理的一批学者，他们试图依靠精湛的国学功底建立起一定的研究体系，但因其依傍西学体系而立，以致在后来的发展中，学者多以西学为普世规范和价值，按照西方思维、逻辑和知识体系来阐释诸子。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曾风行一时，却“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此境遇下，“孔子成了最时髦的共产主义者，又成了新大陆挽近的行为派的心理学家”，或“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老子》”。至于以格致论公输之巧技、平等比墨子之兼爱，或以孔学效耶教、《淮南》列电力者，更是不一而足。结果是使子学渐渐失去理论自觉，沦为西学理念或依其理念构建的思想史、哲学史的“附庸”：既缺乏明确的概念、范畴，又未能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唯其文本化为思想史、哲学史的教学与写作素材。因而当时罗根泽就想撰写《由西洋哲学铁蹄下救出中国哲学》一文，以揭穿这种中国哲学家披上西洋外衣的把戏（见《古史辨》第七册罗根泽前序）。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经济学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等，大都照搬苏联模式，对子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后，人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既陌生又新鲜的世界，因而便以极大的热情去借鉴、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学术理念，但在此过程中也经常会迷失分寸，甚至完全脱离国情，盲目崇拜、套用西方的价值观念，照搬照抄西方的学术理论及评价体系。影响所及，诸子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理论自觉，并导致了阐释指向的扭曲。譬如某些研究道家哲学、美学思想的专着，其所阐发的似乎并不是老庄本身的思想。《庄子》一书，文学价值极高，明清两代学者已有大量相关优秀研究成果问世，甚是值得借鉴，但时下研究《庄子》文学艺术者，往往对这些成果不闻不顾，仅持西方文艺理论予以阐释，远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语境。如果研究者能将前贤的大量优秀研究成果充分利用起来，与所引进的西方文艺理论化为一体，则《庄子》的艺术底蕴必将得到更为深刻的揭示，而相关研究着作的学术价值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站在“新子学”的立场上来看，迷失在西学丛林里难以自拔的自由主义既不可取，一味沉溺于“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保守思维同样不足为训。王国维曾经说过：“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国学丛刊序》）这种对中西方学术的开明态度，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唯有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固定思维模式，才更为接近文化多元发展的立场。当今世界已非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子学研究尤其需要本着这一精神，在深入开掘自身内涵的过程中，不忘取西学之所长，补自身之不足，将西学作为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摆脱二元对立思考的局限，以传统子学的智慧与胸襟，坦然面对西方，正确处理好子学与西方文化学术的主次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新子学”体系。

“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传统思想和学术，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学”。“国学热”于今再度鼎沸，但关于“国学”的界定，自晚清以来，迄今众说纷纭。高旭、邓实认为，“国学”应以经、史、子、集之术为主体；章太炎等继之，申论以义理、考据、词章为“国学”法度；季羡林则囊括四海之所有，倡言“大国学”。同时，前有熊十力、梁漱溟，中有唐君毅、徐复观，后有成中英、杜维明等，径指儒家之学是其骨干，倡言上承三王汤文武、周孔孟，下逮宋明程朱陆王，以持道统，发扬心性之学，以内圣外王融通民主科学等新文明，即以儒学为主导，促进“国学”发展；又有许之衡、马一浮及饶宗颐等认为，国学以儒学为主流，“六经”则是其髓，直言以经学为主导，复兴“国学”。以上各说，具体言辞虽有差异，但观其要旨，皆源于汉儒之见，下继清儒之说，无不以“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故以经学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所谓全体文化学术，此类架构，可称之为“旧国学”。

　　然涤除玄览，深察古今“国学”，其内容构成与主导力量实呈不断变化之趋势。上世纪30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辑《诸子集成》，其《刊行旨趣》云：“夫所谓国学之本源者，何也？‘六经’尚矣！本局已印行汉人之注疏，并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于经，而价值与影响，有足与经相抗衡者，则周秦诸子是已。原诸子之立说着书，盖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学说以广播于天下者也。二千年来，我国之民族思想，社会文化，学者着述，几无不受诸子之影响，故诸子者，实我先民思想之结晶，亦即国学本源之所在。”诚哉斯言！

　　应当说，古代的“国学”确为经学主导下的“国学”。先秦时期，统治者上承前朝之制，中梳宗祖之德，下征公侯之风，欲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而作“六经”。作为官学经典，“六经”集中体现了经学的方方面面。其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统治者以经学为核心，建立起相对封闭的治国思想体系，在此体系之内，往往不允许异端的存在，常以法圣王为名，因循旧典故章，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封建时期的历代学者皆以注经为能事，处处依傍古人。同时，旧国学以经学典籍为“道”之集中呈现，视此后各种学术流派与内容为其基础上更具体、更多样的派生物，虽然在历史进程中，它也以此为原理，相继吸纳《论语》、《孟子》等子学着作为经学经典，以期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但整个经学的学术思维根本上深受权威主义影响，不免具有封闭和固化的特征，这就使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形式僵化、思想创新不足、理念发展相对乏力的病症。尤其是在面对“西学”而实现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的课题时，常常表现出无力感。显然，这些对“国学”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

　　随着近代学术的日益发展，子学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学”的主导，这也弥补了经学作为单独力量存在时的种种不足。恰如冯友兰曾指出的，“‘经学’和‘子学’，两面对比，‘经学’的特点是僵化、停滞，‘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生动活泼”（《三松堂自序》）。且《庄子·天下》早在两千年前指出：“道术将为天下裂。”这已经明确阐述了子学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始终与社会现实保持的交互关系，并以此促成各自的不断突破。清末以来，子学更是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化身为传统文化转型的主力军。尤其是它通过“五西”以来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如今，“新子学”对其进行全面继承与发展，亦将应势成为“国学”的新主体。而“新子学”主导下的“国学”也将继续凭借子学开放、包容、发展的特点，实现其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也将重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更加坦然地面对“西学”。面对“西学”，我们必将以更为开放的心态，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西方科学理念得到完美结合，并转生为当今社会的精神智慧之源，最终发展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的新国学。

　　在当今社会，我们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回到思想僵化、权威严厉的“经学时代”，而是要继承充满原创性、多元性的“子学精神”，以发展的眼光梳理过去与现在，从而更好地勾连起未来。产生于“轴心时代”的诸子之学从来都是当下之学，自汇聚诸子思想的诸子文本诞生伊始，诸子学就意味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积极参与。而后人对诸子文本的不断创作、诠释、解构与重建，亦是为了积极应对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之现实。子学如同鲜活的生命体，不断发展、演变，生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子学。我们倡导“新子学”，正是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

　　在国势昌盛、经济繁荣的今天，全面复兴子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子学”正以饱满的姿态蓄势待发。百年来，子学走过了种种曲折道路，国人面对西学的心态日趋理性和成熟，“新子学”即是在此情况下对我国文化走向的重新思考。中华文化的未来，必将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发展。诸子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必然是未来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中坚的有生力量之一。中国学派构建之际，“新子学”正应运而生！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22日